儒学与汉初政权的谨慎结合

孔子周游列国及儒学发展的初期,儒学并不被统治阶层所接受,秦国统一天下后,儒学更是遭遇了其发展的最低点。汉初儒家信奉者与统治者互相看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用儒家学说说服统治者,而统治者也逐渐乐于用儒家学说来作为统治之术。儒学与政权相结合,逐步成为王朝的统治理论。     

北周武帝的文化政策论略

北周武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在位的十九年中,在前辈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变革,使北周从一个狭小、贫弱的国家逐渐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王朝,并且最终灭亡北齐,统一北方,为隋的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论述北周武帝在儒学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加强儒学教育和推行汉化的一些措施,如重视儒家礼制建设,重视儒学教育等,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消除了鲜卑与汉民族的文化界限,加快了民族融合.消除了统一道路上的羁绊.     

儒学长盛不衰原因及其影响

从孔子开创儒学以来,儒学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国家力量的推行,儒家学说的社会适应性,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儒家传承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儒学长盛不衰。儒学一枝独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一面,也不可避免的有负面影响。当下,我们需要结合实际对儒学重新诠释,在扬弃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

元世祖至元末年，随着江南儒学小学的逐步建立，元代小学到大学的二级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小学和大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也趋于定型和完善。在蒙古统治之下，江南儒学的大小学呈现出一些与中原王朝统治不同的特征。     

论韩愈的反佛兴儒及其对儒学南传的贡献

在唐代,由于统治者实行开放的治国方略,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并存的局面。但佛学的思辨性和修行的简便化以及佛教的发展,构成了对儒学发展的挑战。中唐时期的士人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佛学对儒学发展的危害,展开了对佛学的猛烈批判,韩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韩愈本着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儒家思想的卫道者自居,拿起了恢复儒家道统这一批判的武器,对佛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即使为此坐贬,也矢志不渝。他在贬谪期间仍积极传播儒学、力行实践,为捍卫儒学的统治地位以及儒家思想的南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魏源对儒学人文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针对儒学的"理欲"观和"义利"观,魏源突出人性,提出了关于人的主体地位思想,强调个性自我,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对儒学性情论提出了批评,彰显人文关怀。尤其是在对人个性发展的宣扬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世界观为核心的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他对传统儒家人文价值观深刻反思的结果。     

论明清时期安顺儒学兴盛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是安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不仅稳定了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了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兴办学校,创办书院等有效手段,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从而大大促进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同时,由于明代户籍退出机制的实施,以及清王朝社会危机的直接影响,客观上刺激了儒学的发展与兴盛.儒学在安顺地区的发展与传播,调整了民族结构的分布,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推动了安顺民俗文化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

西汉前期诸子之学复兴,儒家学派能够脱颖而出,一跃登上独尊的地位。儒学能够迅速攀升,主要在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人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最终实现了推陈出新和超越突破,逐渐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     

试论“秦不绝儒学”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巩固统治实行"焚书""坑儒"等专制政策,但这并没有断绝秦代儒学的发展。秦代儒学仍然对先秦儒家学说有着良好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这同样也为汉代儒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朝的儒学教育

在政治压力和儒学顽强生命力的影响下,南朝统治者,尤其是深受儒家文化,陶的统治者,纷纷重视和倡导儒学教育,不但延请硕学鸿儒至官学为师,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也注意树立孔子的文教权威。官方对儒学教育的倡导既为统治阶层培养了大批人才,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使南方呈现相对安定的局面,又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对南朝政治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文章围绕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探讨三个问题:如何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如何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更要考察实际中的儒学传统.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必须正确运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两个尺度,并将它们统一,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走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轮回;对儒学与西学之长短的评价,需要确立辩证的尺度,认识到两者的价值互补性,使得对儒学当代价值的阐明,既有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意义,又不会导向国粹主义.当代中国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需要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上作出制度上的安排;由此来实现的儒学当代价值,不是其原有价值的翻版,而是融入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之中.     

论儒学的演化及其影响力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演化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四个阶段。儒学对中国的政治、道德、教育、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弗洛姆关于爱的理论对儒学发展的启示

众所周知,儒家关于爱的先后顺序的理论是由己及人,再及天地万物的。艾.弗洛姆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人类关于爱的行为。弗洛姆认为人对骨肉之亲的爱是天经地义的,并且是不难的。弗洛姆更推崇对整个人类的爱,希望人们把对亲人的爱推及到整个人类。弗洛姆和儒家关于爱的理论有异有同,相比于儒家古典的哲学论证,融合于新时代的弗洛姆爱的理论更具有生命力。立足于现代社会是儒家发展的新路向。     

中国转型期腐败犯罪的文化成因——以儒家文化为视角

腐败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于人性本善的假定,导致监督理念的阙如;一是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法律弱化,权力异化。     

论汉武政治的开放并非“独尊儒术”的产物

武帝时期，随着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一方面着手对汉初统治思想进行调整，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另一方面，为弥补军功集团衰落后留下的政治空间，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向社会广招人才，一时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使汉武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开放特性。一直以来，学界都将武帝时期的这种政治的开放特性，归结为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事实上，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公羊学属齐学。齐学的权变特征，与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个性是十分合拍的。汉武用人，绝非“独用儒生”，所谓“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汉代所崇尚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反映，并不能因此将武帝政治的开放理解成“独尊儒术”的产物。充其量可以说，“独尊儒术”开武帝政治开放之一途。武帝政治开放归根到底是将政治从汉初军功集团的独霸状态中开放出来，但又并非向全社会的开放，而只是将政治的军功集团独占向皇帝个人专断的让渡。     

康有为孔教观的嬗变

康有为孔教观的嬗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改革了传统儒学,融摄佛、耶二教,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孔教体系,同时他亦提出了孔教建构的举措;第二期为戊戌变法后至辛亥革命前夕,康有为发展了三世理论,弘扬孔教的宗教性,使得孔教在宗教判释与融合中获得新的发展,其复兴举措开启了海外孔教复兴活动;第三期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了三世说,指出了孔教的圆融至上性,并提出了系统的复兴孔教的方案,使孔教在复兴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

大体说来,传统儒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野的民间形态,另一种是在朝的官方形态,这两种形态的儒学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是,重视人和人际关系,强调社会道德秩序;其差异性是,民间儒学主要存在于社会转型期,官方儒学存在于非转型期。弄清儒学的这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认识当下儒学的地位和作用,不无借鉴意义。     

儒家学说的文教力量

儒家学说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代表华人的传统。因此,当社会出了问题,便归咎于儒家思想。百年来,儒学成为攻击摧毁的对象。其实魏晋以后,儒学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有限,因此儒家不应负起社会封建腐败的全责,而蒙不美之名。作者认为,由孔、孟、荀集大成的儒家思想,经过历代官僚将之政治化、塾师将之教条化、学究将之支离化,再加上近世中外学者将之西方化,以致本来代表中华民族经验与智能的学说不断被消磨损耗,沦为难以理解难以实践的碎文剩义。本文首先列举论证,肯定正统儒家学说的现代意义,继而提出复兴儒学的具体方案,并倡议华人社会中有识之士,负起继往圣开绝学的使命:将优秀的中华文化重新定位,使世人研习之、认识之,为社会发展新的生命力;并使此一贯彻人本精神的深厚思想,得与西方哲学宗教分庭抗礼,推动新时代人类文明的进步。     

儒学乐论及美育思想

本文从真善美的定义出发解说儒学的美育观,主要是《荀子.乐论》及其学派的作品《礼记.乐记》,以及《中庸》的“中和”概念。文末总结出五条要点,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真善美观念,有益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作为教育学原理。     

Chinese Culture of Learning from Western Teachers' Viewpoint

While more and more teachers from Western culture teach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learning in China's teaching context and Western teachers' view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have been rarely conducted.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articularly Western teachers' viewpoint on Chinese culture of learning. The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e aware that culture is just one of many factors that determine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avoid stereotyping and simplistic views with regard to culture of learning, though general trends and patterns may exist among a certain type of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