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评

陕西人民出版社版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一书,其问题之多,错误之夥,质量之次,文风之差,均堪称千年杜甫研究史之第一。本文以条陈式的方法,就其中＂立＂与＂破＂两方面所存在的若干问题,择其要者,进行了考辨与商榷,有利于复原杜甫＂卒＂与＂葬＂的历史真实。     

曹雪芹生卒年推定之新方法--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曹雪芹的生卒年

由于材料的缺乏，曹雪芹生卒年之考证成了红学中的一大难点。关于其生年与卒年，均有多种说法。但具推定方法基本相同，都是从卒年推出生年，因其所依据的材料中“享年”是不确定的，故其卒年之结论也不可靠。而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其生年和卒年，则可避免这种尴尬。用这种方法推定的结论既可靠，又可解决诸家说法之种种矛盾，或许可供方家参考。     

“邯郸勇卒”考——以永年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

"邯郸勇卒"一词见于唐代,其究竟何指,却有不同理解。"邯郸勇卒"与唐代重要事件"淮西平叛"有关,应是"昭义军"的一部分,应为李光颜由临洺带去的"步卒",而临洺县属汉易阳县地,后魏时期曾省入邯郸县。墓志资料表明,临洺之军将有以邯郸为家者,因此"邯郸勇卒"即是临洺"步卒"。     

张良卒年考补

对张良卒年之考定，《张良卒年考订》一文有所疏漏，对历代史书关于张良卒年记载之误原因之探析，该文亦过于简略。《考补》拟于上述两方面补其所失。     

居延汉简所见"罢卒"

汉代戍边的戍卒役期一般为一年.服役期满的戍卒,即为罢卒,开始复员返乡.戍所根据戍卒名籍,制好罢卒名籍,同时戍所也为罢卒返乡做好其他的准备工作.罢卒应该上交所配备的公家的兵器.各燧的罢卒先后被带领到候官、太守府,然后集中罢遣.罢卒返乡路上,仍由官吏带领,饮食费用则由国家提供.罢卒的行进速度似乎也有某种规定.罢卒在到达各自郡国后,可能由各自所属之县派员去迎接,并最终被带领回到家乡.     

《孙子兵法》“以卒待之”考辨

《孙子兵法·势篇》"以卒待之"中的"卒",既不是历来所训释的"兵卒",也不是俞樾、郭在贻、许威汉等前贤时修所认为的"诈"的误用,而是表示突然、猝然。"卒"与"诈"都有突然、猝然之义,"卒"是通语,"诈"是齐语。古书中用"卒"表示突然的例子很多。"以卒待之"强调袭击敌人的突然性,是《孙子兵法》出奇、速胜思想的反映。     

《闲情赋》"卒无讽谏"浅论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指出:"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闲情赋>是否真如萧统所言"卒无讽谏",抑或是有"讽谏"意味?本文试就其文本所提示的内容和陶渊明本人的作品风格两方面加以考察,浅析<闲情赋>之"讽谏"思想.     

《闲情赋》“卒无讽谏”浅论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指出：＂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闲情赋》是否真如萧统所言＂卒无讽谏＂,抑或是有＂讽谏＂意味？本文试就其文本所提示的内容和陶渊明本人的作品风格两方面加以考察,浅析《闲情赋》之＂讽谏＂思想。     

王安国卒年考

王安国卒年有熙宁七年、熙宁九年、元丰初年等多种说法，实牵涉王安国晚年之仕历、官职及王安石、曾巩诸文系年等问题。结合相关文献，详加辨析，可推定其卒年当在熙宁九年末。     

说秦汉徭役制度中的“更”——汉牍《南郡卒编更簿》小记

松柏汉1号墓47号木牍《南郡卒编更簿》,它的性质,像一种理论预算性编制。其数据是宏观性数据,是一个为实征徭役提供的理论预算性数据;此簿的基本属性是＂编人＂,即对县卒人员的分组编制。秦汉月更徭役制度不论采取何种编制,对于一个更卒个体而言,其年内践服更役之总量是不得超过一个月。牍文所示＂三更＂等诸＂更＂,其义极简明。今以＂三更＂为例言之,＂三更＂义即三个更次,亦即将全县更卒分组编制成为三部分,也可以说是三个队列。他皆仿此。     

从出土简牍看秦汉“隐官”的主要来源

在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和里耶秦简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隐官”的确切记载,并可发现秦“隐官”的四个来源:冤假错案的平反者;军功以免的部分工隶臣;受肉刑处罚而后获免罪者;私属放免者。从而说明“隐官”不可能是某种机构,而应该是受过肉刑处罚,因特殊原因被官府确认为可怜悯者,并给予一定的补偿或照顾,但他们既不属黔首或庶人,也不是官私奴婢,应该是处在两者之间的身份特殊的低贱者。     

出土秦汉简牍看秦代禀衣的范围

出土秦汉简牍及相关文献记载说明,秦代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禀衣制度,但秦代百姓的日常穿衣是自备的,而各级封建官吏则实行赐衣制度,那么秦代禀衣的范围是集中在丧失人身自由或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最下层民众之中。     

论统一后秦吏治败坏的原因及与秦朝速亡之关系

良好的吏治曾经成为秦国最终胜出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然而,秦朝统一全国后,由于君道的败坏、薄俸厚罚的官吏政策与追求享乐之风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秦朝吏治的迅速败坏。这给秦朝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加重了官吏与人民的对立,使官吏丧失了对秦政权的信心,甚至一些官吏也加入了反秦起义的队伍之中,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步伐。     

儒家王权受命说及在汉晋间之嬗代

在中国古代社会 ,儒家王权受命说主要根源于开国之君及其先祖的圣德与武功。不过 ,自先秦延及两汉的儒家“圣王革命”、“顺天应人”的王权受命理论在认识上 ,使得王朝的改换或传延被视为“天予人归”的必然结果。这一儒家学说对汉晋间政治既起着昭示警戒作用 ,更在一定程度上麻醉着统治者及其黎民百姓。在汉魏禅代、魏晋易姓的王朝和平过渡中 ,权臣在利用儒家这一学说时篡改了先秦儒家的由内圣而外王的真精神。     

未及整合的政治群体--南朝寒门、寒人入政心态剖析

南朝寒门、寒人虽巳在政治上崛起，但入政后。普遍表现出种种不成熟的心理状态：首先是入仕发迹的“侥幸”心理；其次是“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的自卑心理；再次是贪婪粗鄙的“暴发户”心理。这些心理特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南朝社会门阀观念仍然十分强大，使入政的寒门、寒人无法摆脱其影响，只得将自己定位在“士庶之别”的社会习惯观念之中。同时南朝士族虽巳衰落，但其势力足以遏制来自外界力量的撞击，加之寒门、寒人本身在出身、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难以形成政治心理上的群体整合，自然比较士族来说要幼稚多了。     

汉魏"浮华交会"释义

“浮华”之初义,源自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经济思维,后来扩大到社会认识的各个领域,演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语言。“交会”一词,本源于先秦士人的“游宦”、“游仕”;西汉时儒学兴起,士人求师问学、周游四方,此后演绎为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之义。两者皆因有悖于经学传统与名教政治,而为绝对皇权所深恶,最后成为汉魏时期士风变化与思想演进之标识。     

两汉屯田制中的三个问题

屯田制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它是由秦时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和北方的假田制演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制度。居延汉简中反映出其时是军屯、民屯共存,军官、田官共管的管理形态。这种形态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     

里耶简牍所见秦代县廷官吏设置

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出,秦代县与县下各级部门小吏之长官皆可称“守”,以表示“长官”之义。同时,“令”和“啬夫”,是当时并存的行政长官称号。就县佐官而言,里耶秦简中的“守丞”出现非常频繁,似不能简单以“试守”来解释;秦代县尉有置吏权,且无需征得县丞的同意。另外,秦代县下小吏的设置异常复杂,且职权划分不很明确,反映出秦代县廷小吏行政职能不太分化、县行政科层化程度不太高的状况。     

秦皇烧书书未绝

秦始皇三十五年的焚书坑儒运动,使不少人发出了秦"少书"、"无书",以至于国家"书绝"的浩叹。但实际上,秦不仅有自己的史乘典册,还在咸阳专门建有"书府"以收藏各种文书。即便是在焚书运动中,烧书也是有范围限制的,医药、卜筮、种树以外的"禁书"也是允许在书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处和博士处保存的。这些典籍与民间藏书一起流传于后世,为《史记》、《汉书》等文献所载录。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