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党理论与主义之争——以陈公博、吴稚晖笔战为中心的考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统治理论与主义之争空前激烈。改组派的陈公博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围绕＂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的性质＂、＂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民众运动的存废＂等问题展开一场笔墨官司。陈公博提倡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恢复民众运动,继续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吴稚晖则要求再度清党,进行全民革命。事实证明,此次笔战是改组派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打造自身政治立场的手段,是汪、蒋集团争夺＂党权＂的一次理论交锋。     

简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吴稚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动，国民党右派人物吴稚晖起了特殊作用。他给共产党罗织“罪名”，为国民党新右派“清党”提供依据，并为政变的发动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在蒋、汪结盟、宁汉合流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吴稚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了阴谋家的角色，他是政变的祸首、元凶之一。     

再谈汪精卫叛逃和龙云

龙云是汪精卫集团叛逃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如果没有龙云为汪精卫提供便利和帮助,汪从云南出逃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就龙云在这一过程的前后表现从另一角度作一些探讨.     

抗战时期吴佩孚与汪精卫的秘密交涉函电析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在中国东部地区占据大片土地,为了实现以华制华的目标,在沦陷区先后扶植了多个傀儡政权。为了整合这些傀儡政权,日本方面实施了"南唐北吴"计划,妄图拉拢唐绍仪、吴佩孚出面建立伪政权。由于唐绍仪被刺,日本方面就将此计划调整为"南汪北吴"计划,妄图由汪精卫主政、吴佩孚主军,主导"和平运动",建立统一的伪政府。日本方面组织多种力量向吴佩孚轮番"劝进",都被吴佩孚婉言谢绝。汪精卫从南京来到北平,亲自出马,希望说服吴佩孚,但是吴佩孚以各种理由拒绝与其会面。学界对于"吴佩孚工作"中的吴汪交涉的过程研究较少,本文从双方往来函电入手,试图论述吴佩孚与汪精卫交涉的主要过程,并对吴佩孚的民族立场做一简要评价。     

送对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汪伪政府成立典礼上,汪精卫和日本人为了造势,还请了当时日伪控制地区的许多社会     

吴稚晖与孙中山的早期交往

辛亥革命前吴稚晖对孙中山的认识由浅至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孙中山领袖地位确立的艰难历程。1903年初，吴稚晖加盟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力宣传和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及其革命主张，成为孙中山早期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胡兰成:人如乱世

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这个出身乡下农家的人总有着一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且精于算计,他算定如果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吴稚晖与孙中山的早期交往

辛亥革命前吴稚晖对孙中山的认识由浅至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孙中山领袖地位确立的艰难历程。1903年初，吴稚晖加盟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力宣传和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及其革命主张，成为孙中山早期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汪逆夫妇跪像”是怎么来的？

“汪逆夫妇跪像”是怎么来的？於仙海《中国历史》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２页＂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残暴统治＂一课有幅插图，文字说明为：＂浙江黄岩海门镇人民制作了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夫妇的跪像，置于街头，过往者人人唾骂。＂这跪像是怎么来的？海门镇...     

汪精卫的叛逃与蒋介石的应对——从蒋介石的一则日记说起

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对其与日本的勾结是有所察觉的,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汪叛逃至河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蒋为争取汪"回头"是尽了力的,希望汪能够断绝与日本的联系,暂时出游欧洲.尽管汪精卫在局势不明朗之时也曾有游历欧洲的"一闪之念",但强烈的领袖欲与长期的压抑感,以及对抗战前途的错误估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驱使他继续与日本进一步勾结.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蒋采取断然措施,却误中副车.尽管此后蒋又做了种种努力,但都于事无补.     

汪精卫的叛逃与蒋介石的应对——从蒋介石的一则日记说起

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对其与日本的勾结是有所察觉的,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汪叛逃至河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蒋为争取汪"回头"是尽了力的,希望汪能够断绝与日本的联系,暂时出游欧洲.尽管汪精卫在局势不明朗之时也曾有游历欧洲的"一闪之念",但强烈的领袖欲与长期的压抑感,以及对抗战前途的错误估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驱使他继续与日本进一步勾结.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蒋采取断然措施,却误中副车.尽管此后蒋又做了种种努力,但都于事无补.     

“重光堂会谈”的一个细节

本文从“重光堂会谈”的由来,会谈中,日、汪双方代表的谈判情况以及汪精卫接到“重光堂密约”时的思想波折,论证了汪精卫是这次会谈的幕后人。     

论“苏报案”中的章吴之争

自苏报案后章太炎指责吴稚晖变节,章、吴展开笔战,八十余年来,迄无定论。本文拟对章、吴之争这桩历史公案略加述评。 1 苏报案发生于1903年6月。章太炎对吴的指责首次出现于1907年。章说:“苏报案前夕,清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召见吴稚晖,对吴说,“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众得复命制府”。吴即交出邹容著《革命军》及章著《驳康有为》,出卖了他们。 章据何而言此呢?     

试论汪精卫扩大会议派《太原约法》

汪精卫扩大会议派是一个由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桂系李宗仁和西山会议派为壮大反蒋声势而组成的临时组织。这一派别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建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政府，对此，学界已有研究；二是以孙中山的遗愿为圭臬，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太原约法》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这一约法仅仅是理论的产物，客观地讲，有其特点也有疏忽的地方，终究是一纸空文。     

高宗武脱离汪伪和平运动之原因浅析

<正>高宗武是日汪勾结的中间人,一九四○年一月,当汪精卫之流准备粉墨登场之际,高宗武和陶希圣突然出走,脱离汪伪和平运动。披露日汪密约,给汪精卫之流以措手不及的打击。 (一) 高宗武脱离汪伪和平运动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主要反映在高宗武开展和平运动的两项宗旨上。 以蒋介石为中日和谈的对手,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是高宗武开展和平运动的第一个宗旨。     

派系斗争视野下的"1935年刺汪案"

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丁家桥被刺。此次行刺由两广资助，王亚樵等策划，孙风鸣执行，主要行刺目标是蒋介石，第二目标是汪精卫。由于蒋介石未出席照相仪式，刺蒋不成即伤汪。曲折的逻辑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的汪蒋之争

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两个权力欲和领袖欲极强之人,在现代中国的政坛上,演出过多起分分合合的闹剧。汪蒋交恶,可以说在大革命时期就始开其端。本文所述,即为这一时期汪蒋争斗的一个梗概。一汪的失宠与蒋的崛起在蒋介石面前,汪精卫是可以称得上国民党的党国元老的。早在1905年留学日本时,汪精卫就加入了孙中山创立之同盟会,并成为起草同盟会章程的八成员之一。同盟会成立之初,下设三部,汪精卫任其中最出风头的评论部议长,同时兼任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以《民报》为阵地,汪精卫在短短的几年内写下了不少风靡一时的反清檄文,在著名的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大论战     

蒋介石、汪精卫五次离合的缘由和性质

本文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5年至1939年间五次分合的原因与性质作了客观分析,文章指出蒋、汪矛盾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联共与分共、抗日与降日诸因素促成。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伪中央的对抗

汪伪政权成立前，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权利斗争。汪政权成立后，伪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虽然从名义上隶属于汪政权，但由于彼此权利冲突和日本侵略者的介入，双方斗争依然如故，丝毫没有改变。直到日本投降，汪政权始终没有从实质上控制华北。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策略的演变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前后多变。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未能根据这一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而推动了对汪、蒋的制约。中共对汪、蒋策略的失误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