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佩孚、陈炯明到孙中山——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中国革命联合对象上的选择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后,其对华政策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继续攫取利益。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联合对象。     

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其初衷破灭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段历史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     

试论孙中山的债务观——以革命举债和国家建设为中心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里,一直面临资金问题,除了在海外向华侨募捐以外,通过发行票券等方式是进行革命筹款活动的重要途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国家发展和实业建设角度出发,提出不失主权的举债利用外资原则,积极构建国家信用体系,重视信用建设,这些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的失语症——以《读（拉奥孔）》为例

中国文论“失语症”提出良久,但迄今缺乏具体的个案分析;这一问题虽是在比较文学背景下被提出的,却缺少本学科的反思。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经典,例如钱锺书的《读（拉奥孔）》,实际上在本体论和话语学两个层面上已经“失语”。如此缺乏批判性的对西方文论的隐性顺从,将使中国比较文学沦为“东方学”的话语工具。     

“求真”理念下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为例

本文阐述了“求真”教育理念及其对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模式改革的指导意义,提出“真题、真景、真境、真做、真创、真效”的毕业设计（论文）改革指导原则,并结合多年来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进行阐述。同时,利用系统的思想研究分析了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习实践以及质量监控对毕业设计（论文）改革的综合影响。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探讨——以唐山学院为例

毕业设计（论文）是教学计划中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教学环节,近年来存在质量下滑的趋势。以唐山学院为例对造成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下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德语（第二外语）词汇习得中的英语迁移问题探究——以man为例

从语言迁移的角度看,英语和德语之间的相似性能够发挥正迁移作用,拉近语言认知的心理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德语（第二外语）的习得效果。然而,这两种语言之中表面相似、实则迥异的不相似性中往往蕴含了大量的负迁移信息。如此的负迁移作用能够影响认知的多个层面,且往往隐于具有共性的词汇中,其干扰作用不容小觑。本文以语言迁移理论为指导,以德语词汇marl_为例,并且基于教学测试和访谈,从语音和词汇的角度剖析德语（第二外语）词汇习得中的英语迁移问题,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有益的探讨。     

高校院（系）党组织公推直选的实践与思考——以北京科技大学为例

院（系）党组织公推直选是新形势下高校党内民主的重要探索。通过对选举程序和形式的创新,院（系）党组织公推直选可以对扩大党内民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在高校的执政基础产生积极影响。然而,院（系）党组织公推直选的进一步推进,还需要在选好人、选准人、提高竞争性、科学处理不同群体党员对选举结果影响等问题上进行进一步探索。     

修（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123456”准则 ——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

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介绍了基于“123456”准则修（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做法。具体来说,“1位转变”即实现研究生的角色从被动学习到主动研究的转变;“2分培养”即学术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分类培养、学术学位硕士生与学术学位博士生的分层培养;“3方联动”即以研究生院为纽带的政府、社会和大学的联动;“4跨选课”即实施跨专业、跨学科、跨学院、跨层次选课制度;“5目并举”即优化课程体系、规范课堂教学、搭建发展平台、强化团队指导、完善过程管理;“6手齐抓”即信息化建设、精品文献库开发、精品案例库开发、教学大纲制定、严格课程考核、落实完全学分制。     

基于主成分分析和GM（1,1）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及预测——以徐州市为例

根据2003~2008年的地类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和分析徐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和影响因素,得出当前徐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最根本的动力是人口因素;然后借助GM（1,1）模型,对其未来土地利用结构进行预测和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比较符合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预测,可以为当地修编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共产国际对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及高度集权领导方式的影响,接连发生了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使中国革命受到巨大的创伤,险些葬送革命的前途,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     

苏俄、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新抉择

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为推进中国大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成为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他晚年能采行这些新抉择，除本人不断追求进步等主观因素外，苏俄、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援助起了关键性作用。     

普京的策略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困境

当前，俄共正处在困境之中，这是由于它面对的斗争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自己在工作中又有明显的失误所致。俄共要摆脱困境，一方面有赖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俄共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解决好建设21世纪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问题。     

孙中山、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歧异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出发点不同：孙中山试图通过国共合作要共产党人服庸其三民主义,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希望借国共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国共合作前途的认识也不同：孙中山是要建立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则根据马克恿列宁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上,孙中山要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则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两党的理论基础差异、现实政治需要不同,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     

建党初期中共对吴佩孚的统战工作

建党初期，中共的统战工作明显地印上了共产国际的印记。苏俄在十分革命后的对华政策中，在协助中共建党的同时，积极寻求同中国其他势力建立关系，首先是孙中山，而后是吴佩孚，最后又是孙中山。这种政策的变化必须对中共与吴佩孚的关系产生影响，并最终导致中共与吴佩孚关系的彻底破裂。     

对苏共亡党20年的深入思考

苏共亡党和苏联的解体至今已过了整整20年,但它留给世人特别是各国共产党的教训仍然是深刻的。今天深入思考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原因和历史教训亦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尤为重要。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重要原因是苏共的领导层中的腐败程度。并且,“体制问题”这个“深层根源”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重视。我们应当深刻领会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避免苏共悲剧的重演。     

“堡垒从内部攻破”:苏共灭亡原因的组织分析

苏联的解体首先是因为作为政党组织的苏共走向衰败。本文以普通社会组织的视角,从任何社会组织要能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的要素,如有良好的组织生存环境、足够的组织生存发展合法性、合理的组织结构、健全的组织运行体制等入手分析苏共存在的问题。     

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

苏共执政后,仍然沿用革命时期的"职业革命家集团"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盛行;监督机制弱化,权力失去制约;干部队伍近亲繁殖,德才不佳。这导致苏共精英集团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创新,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丧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生活奢侈,腐败盛行,脱离群众,失去先进性。正是苏共精英即"职业革命家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和平、民主、面包与俄共(布)公信力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工人、农民和士兵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布尔什维克的反战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为人民群众争得了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苏维埃政权实行工人监督,把土地无偿交给农民使用,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满足了农民的面包要求;文化革命坚持唯物主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条件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然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孕育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这其中有党的群众基础、阶级意识、党的价值观、党的体制、党纲等"硬要素"和"软要素"的形成。党的成立既有三种政治危机促其产生,也有来自国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