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传》序

薛正昌同志要我为他的新著《董福祥传》写几句话,这使我颇感不安。因为我粗看原稿之后,觉得正昌同志为撰写此书,查阅和搜集了相当丰富的材料,思考了许多问题,治学刻苦,态度严谨,很使我钦佩。然而我却对董福祥其人其事素无研究,即或写点印象和感想,也未必得当。     

《董福祥传》读后

我一口气读完了薛正昌同志的力作——《董福祥传》。掩卷后,毫无睡意,思潮起伏,当即决定写出两个方商的感想:一方面是关于这本书的感想,另一方面是关于董福祥的感想。东坡云:“写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写任何文章都是如此。不能就书论书,就人说人。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往往成为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给你带来“灵感”。读完《董福祥传》,使我对一些多年萦迥脑际的历史学方面的问题,有“恍然大悟”之感。如果我的这些“恍然”之“悟”能有一点点新意,那应归功于《董福祥传》的启发。     

评薛正昌著《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

《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一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作者运用现代史学研究方法,把固原地理与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给读者;二是全方位论述了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的丰富内涵;三是对陇东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对涉及固原、西北乃至全国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回归历史的真实——读张海林教授新著《端方与清末新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晚清新政和新政领袖人物的研究大为兴盛。随着史学研究中政治禁忌的不断打破,学者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崭新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追寻历史真相,回归历史真实,张海林教授新著《端方与清末新政》(以下简称《端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无疑是其中有分量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张著的完成是端方研究的最新硕果,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学术意义。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农工商总局督办、陕西布政使、署陕西巡抚、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新政时期,端方指陈时政,抑旧扬新,倡导改革,在…     

历史的真实——又读《李尔王》

再次拜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其精湛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社会内涵,概括历史的高度和深刻久远的意义,无不令人折服。作者在揭示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更冷静而严峻的揭示了变革时代的残酷性。让我们从中感悟到了一种开阔深远、伟大而又神秘的真实。也让身处改革时代的我们现代人警觉和清醒,探党与思索。     

编辑文化学研究的新境界——读薛正昌《嫁衣余香录——编辑文化学研究》

薛正昌著《嫁衣余香录——编辑文化学研究》一书,从编辑史、编辑理论与出版现状和个人编辑生涯回顾等三个层面对编辑文化学进行了深入研究。详细阐述了编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功能和使命意识,并对世界出版业进入中国市场、中华文化融入世界的互动机制已经形成的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出了具体构想。体现了作者编辑实践与出版理念的心路历程,也折射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编辑文化学研究的时代变迁。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读《盛宣怀传》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东元先生所著《盛宣怀传》前言中对盛宣怀所作的概括性的肯定的评语。人们常说“青史凭谁论是非”,要评论象盛宣怀这样的政治上的保守与经济实践的进步间的矛盾人格頗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确是一件难事。何况长期以来,盛宣怀几乎成了“大买办”、“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要恢复盛宣怀应有的历史地位就更不容易。夏东元先生根据自己“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有一个标准,即不仅要看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认识、态度与作用,而且还要看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态度与作用”的标     

真实再现与历史纪录片

真实再现是影视创作中一种新的虚构手法，较多地运用于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创作中。真实再现可以弥补影像资料的不足，连接历史的断点，使叙述更加流畅、生动，还可以营造出强烈的时空感，为尘封的历史、逝去的人物注入新鲜的血液，并表达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与情感。真实再现的基本前提是要有证据，它并不隐瞒“再现”行为本身，且具有白描化、虚拟化的特征。真实再现不仅是视听语言的探索，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思考与探索。     

文学与仕途的双重轨迹——薛正昌《李梦阳全传》读后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在文学与文学批评方面,自有其理论建树,尤其是指导文学复古运动的文学批评理论,66卷本《空同集》是他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结晶。在仕途上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却是一个悲剧人物。五次入狱的铁窗生涯伴随他走完了忧愤坎坷的58年的人生历程。后世人,大体谙熟作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领袖的李梦阳,而对他的仕途政绩、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却知之甚少。薛正昌撰写的《李梦阳全传》(长春出版社19四年版,25,6万字)以文史结合的笔法,论述、刻画和再现了李梦阳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和仕途经历,情节曲折,读来感人至深,悲壮处催人泪下。     

史家意识 文学笔法──读张兵新著《章太炎传》

《章太炎传》一书主要有三个特色：1．鲜明的时空意识与浓郁的历史氛围;2．细腻的心灵开掘与全方位的性格建构;3,恰切的虚实处理与精彩的文学语言。     

触摸历史深处的真实——读丁尔纲《茅盾评传》

阅读好的传记作品 ,能使我们更全面、更准确地实现对伟大人物的体认。优秀的传记 ,不仅提供了深邃睿智的思想范本 ,又写尽传主内心的甘苦冷暖。但是 ,当我们怀有这样的期待时 ,并不是每一本传记都能给我们带来愉悦与满足。所以如此 ,原因之一就在于某些传记作者对传主的定位还存在一些问题。而这无疑影响着作品的根本品质。作为对庸俗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拨 ,作为对政治甚至政策统率文学的反拨 ,伴随着整个 80年代学术界对主体性问题讨论的张开、深化 ,下述言论在传记写作中被奉为圭臬 :“关于莎士比亚 ,关于拉辛 ,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自己” ,(…     

评刘保昌新著《戴望舒传》

戴望舒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现代派诗人,曾以《雨巷》一诗风靡全国。以前的戴望舒传记有北塔所著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传》和王文彬所著的《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两本传记,2007年5月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祟文书局出版的刘保昌先生的新著《戴望舒传》,将戴望舒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本书的发行,一方面体现了文艺研究的“百家争鸣”,     

评刘保昌新著《戴望舒传》

戴望舒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现代派诗人,曾以《雨巷》一诗风靡全国。以前的戴望舒传记有北塔所著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传》和王文彬所著的《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     

评刘保昌新著《郁达夫传》

郁达夫是中国五四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对他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本文通过对湖北著名学者刘保昌新著《郁达夫传》的深入解读,在进一步理解郁达夫坎坷人生的同时,也对刘著的写作方法和创新之处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勾起读者阅读的兴趣。     

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读施祖毓新著《吴梅村钩沉》

施祖毓先生的新著《吴梅村钩沉》意在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把传主置于社会大背景中作透视,又充满激情,慷慨议论,充分显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广博的学术知识和长期的学术积累,是一部极为成功而有创新意义的论著.     

历史小说必须忠于历史真实——读历史小说《金瓯缺》

我国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题材写不尽写。因而在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之勃兴形成了一大特点。近两年来,大批长篇历史小说的接踵问世,更成为当前创作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突出现象。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读了徐兴业同志的《金瓯缺》,觉得它正是这样一部“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很难组织之作。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读马洪林新著《康有为大传》

历史哺育着令天,孕育着未来。人民创造了历史,也企盼历史著作能正确反映历史,传播文化,启迪后人。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洪林同志新著《康有为大传》(以下简称《大传》),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大传》根据翔实的史料,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多角度、多层次叙述了康有为跌宕复杂的一生。文章立论精当,文采斐然,读者读罢全书,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康有为不但是近代中国一位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人物,而且是一位值得炎黄子孙纪念的爱国者和先进的中国人。《大传》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人物传纪,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作者以深厚的文字功底,流畅的笔法,夹叙夹议,纵横评论,如行云流水给人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康有为爱国的一生。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大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柳毅传》

《柳毅传》主要写了柳毅仗义救人,替遭受危难、走投无路的龙女捎书洞庭,使之得救,后两人几经波折,终成夫妇的故事。作者将人神幻化,描写人灵恋爱,显得奇而似不真,却又幻而不失真。     

读《毛颖传》

《毛颖传》在韩愈的集子里是一篇突出的以滑稽闻名而又感慨淋漓、才情横溢的文章。这篇文章大约写于唐宪宗元和一、二年间,即公元八○六或八○七,当时韩愈作国子博士。这篇文章写出后曾遭到许多人的指责,据当时的记载看来主要是讥笑他的“俳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不严肃”。柳宗元曾为此专门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来为韩愈辩护,说“俳谐”并不违反“圣人之道”,而且在教育后进时还有解倦提神的效用;并极力推崇这篇文章,说它的气势如同“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这些话都是就文章的形式方面说的。若从直到后晋刘昫写《旧唐书》还攻击韩愈,说他“作〈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谬者”的情形来看,恐怕这篇文章受攻击不只是因为它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