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与突破:近年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动态与评价

发展传播学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重视,并由欧美国家扩散到世界各地。亚洲地区为发展传播学的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亚洲发展传播学的文献资料,从研究国别、研究议题、理论范式概括了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动态。从研究国别来看,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成果较为丰硕。从研究话题来看,经济发展的“软要素”、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性别平等与家庭生活、农业与农村发展、媒介技术与边缘化社区和传播的权力问题等议题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从理论范式来看,包括社会营销、娱乐教育、健康促进、参与式传播等主流理论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亚洲地区既提供了丰富的发展传播实践案例,也在方法模型层面实现了创新,但在理论范式层面缺乏具有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亚洲中心的”理论群。     

寻访“缺失的一环”:冷战、现代化与香港传播研究的起源（1965-1982）

1977年,施拉姆受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创立传播研究硕士班,开启香港传播研究,相关学术范式由此随改革开放传入大陆。通过对亲历者的口述史访谈,以及对《亚洲传播季报》、余也鲁回忆录、施拉姆在港研究等史料的发掘,论文以知识社会史视角探查香港传播研究的起源、范式与方法。通过追踪关联北美传播学与香港传播学的关键人物、机构和事件,发现在东西方冷战、香港本土发展诉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香港传播研究既承袭了美式发展主义,也相对独立地探索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可能路径。2022年是施拉姆访问中国大陆40周年,在此历史节点追溯香港传播研究的知识型和实践范式的源头,有助于更新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知识社会史视野,重新锚定20世纪港台学术在东亚地区社会科学发展史中的谱系位置,填补“传播学在中国”缺失的一环。     

第十届亚洲太平洋传播协会双年会会议综述

正尽管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并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体系及表达方式,但独具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亚太地区却从未忽视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并因此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2014年6月24日至26日,第十届亚洲太平洋传播协会双年会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巴查查兰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亚洲太平洋传播协会主办、巴查查兰大学传     

近10年媒体与政府关系研究述评

21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在媒体与政治政府机构关系．新闻记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领域不断拓展新视角新观点,尤其是政治传播学更是发展了一门理论研究与实证方法紧密结合的系统学科。相较之下．我国学界起步较晚,相关论著大多是21世纪才陆续问世。本文综合国内外近10年研究．按其学术视角分为三大类：一集中于媒体对政府传播的影响研究,二侧重于政府应对媒体的偏实务研究．三拓展于政治传播学的政府传播研究。     

北京残奥会在西方的网络传播

自传播学在西方诞生以来,研究者就以问题导向为特色,这恐怕是其他社会学科较为欠缺的。网络在西方社会无处不在,北京残奥会报道也深深地融入了网络传播。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网络媒体也是信息：它对人脑全面运用的要求,它的互动能力,它的多媒体呈现特性,都在影响着人的大脑功能。北京残奥会在西方的网络传播的观察点在于,由于西方传播学者强调传播学问应该向外开域拓土,     

国际传播学研究:危机、批评与挑战

正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学研究、特别是西方传播学研究成为我们研究的样板。在各个领域,都不难看到使用西方传播学框架或概念来解释中国现实的案例。但是,在国际传播学界,对已有的概念、理论有诸多反省、批评。本文将以第63届国际传播学年会(ICA)和第56届国际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年会(IAMCR)为例1,描述并讨论在国际传播学界正在经历的危机和挑战。     

传播学课堂游戏式教学的探索

传播学的学科特色 法国当代传播学奠基人贝尔纳·米涅教授在谈到他所定义的传播学的框架时说:“要试图了解传播思想的发展,一要追根溯源,二是要跟踪现实发展.”传播学的教材大部分是以讲授美国传统学派理论为主体的,在内容上侧重于传播过程、要素和效果问题;在研究方法侧重于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传播学课程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和基础课,与学生后续学习的课程密切相关.     

人际传播:学科与概念

人际传播在西方已经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支柱分支学科,其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以及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方面都功勋卓著。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际传播始终难以成为一门学科。本文从清理地基——理解人际传播的核心概念开始,探讨了我国在人际传播学科化方面的障碍以及学科化的必要性。     

传播理论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传播学教程》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 ,它显示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本书的逻辑框架结构 ,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如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 ,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从宏观着眼 ,中观剖析 ,微观入手等。本文还就传播学宏观、中、微观理论研究提出了个人见解     

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

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2023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

本报告基于对2023年发表在6本英文传播学期刊的449篇论文进行主题编码,梳理了本年度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与研究趋势。具体而言,本报告遴选出以下十项热点研究话题:政治信息行为、平台算法优化与审查、数据化、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浪漫关系、研究方法反思、(后)疫情时代的工作体验、疫苗犹豫、传播的跨国情境、科技伦理协商。通过对这些研究议题的梳理,本报告进一步总结了新近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三项特点:在政治传播、平台研究、新兴技术、数字不平等等领域中持续进行大量的学术生产,体现出明确的现象和问题导向,强调不同方法乃至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反思。     

创立传播学的中国学派

传播学自拉斯韦尔发表《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以来,一直按照西方近代学术范式进行研究。尤其是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深受英国经验主义、欧陆实证主义、美国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传播是一个文明或一种社会是否能够保持均衡、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传播学     

自我认知之镜:《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传播学分析

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已有三四十年的历程,但是对《战国策》的传播学研究尚处于粗浅阶段,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狭窄,以及对西方传播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借用尚不充分.本文以《邹忌讽齐王纳谏》为例,说明对《战国策》的传播学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在传播学的视野中,《邹忌讽齐王纳谏》所叙述的就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活动,而且这三种传播实...     

“区域”理论视域下的传播学研究创新路径

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有创新必须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限制,这既是传播学科属性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特质属性的要求。"区域"理论反对传播研究中的"中心——边缘"模式和普遍主义做法,坚持依据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结构性情境研究区域性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并尝试通过建构"区域化"的哲学假设、概念和解释模型,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或研究方法,这正是传播研究创新的一个新路径。     

信息传播的亚洲区域化战略新构想

词源学上的信息一词是与传播密切相关的,它已成为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本概念。随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被引入传播学,信息的主要功能被界定为减少或消除传播中的不确定性。为了实现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信息力开始被认为是提升传播力的新资源。尤其在全球传播一体化的背景下,信息空气的出现再次把传播力提升到全球化传播战略的新高度。信息资源开发在不断推进亚洲区域化发展的过程中,亚洲一批传播学者分别从传播的内容、哲学认识论、信息公平论、战略资源论、文化认同论和区域发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信息资源与传播战略的亚洲发展中心论,为区域性传播共同体的新构想出谋划策。     

论新媒介即关系

随着以博客传播为基础的互联网2·0时代的到来,新媒介传播已经从以技术为导向的独白式的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转向以关系为导向的、对话式的全息传播模式。本文比照“媒介即讯息”的麦克卢汉逻辑,大胆提出“新媒介即关系”的观点:第一,“关系传播”体现了新媒介的传播归属;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第二,“电子对话”体现了新媒介的传播特征,具体表现为合作、平等、接近和冒险四个面向第三,“梅特卡夫法则”体现了新媒介的传播效果。“新媒介即关系”的传播学意义在于,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     

理解数字信息生活：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综述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尝试以此为基础归纳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本文认为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三种基本趋势。第一,研究的基本单位正在从"信息"或"模式"转向各种类型的"关系",致令传播学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第二,立足于智能算法和数据科学对固有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塑,批判理论实现显著发展,对平台、数据主义和算法机制的反思将引领传播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第三,现有研究新议题衍生能力较弱,难以突破经典理论设定的框架,传播学研究应当积极拓展乃至重新厘定"传播"这一概念的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     

哪些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宠儿”

传播学术研究离不开传播理论,因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传播经验中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无不深谙此理。只要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以“传播学解读”或“传播学分析”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跃入眼帘的成百上千篇传播学研究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下的媒介现象。那么,国际传播学界最“偏爱”哪种传播理论呢？最近,这个问题有了最新的回答。     

新媒介下的传播学研究

每个学科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发展,均是伴随社会发展而渐渐完善的,而新媒介的诞生,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全新方法与视角,转变了以往传播学研究思路及方法.本文以新媒介下的传播环境新特点入手,分析了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学研究方法.     

传播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评《中国传播史论》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传播学在中国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从西方舶来的传播学理论如何联系中国国情服务于实践，成为传播学界探寻的目标，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命题应运而生。 20多年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逐步从翻译、译介国外传播学著作，转向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目标，整合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许多学者通过大量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力图创立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中国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