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与在场--从"另类小说"看"女性书写"

以卫慧的《上海宝贝》为代表的“另类小说”，不但是对宏伟叙事和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反驳，也是对传统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的一次颠覆性尝试。建基于反思的知识学批判——“反拨”，则是对人的身体性的正当性的论证，并突显了偶在个体的生存意义问题。应把这一文化新现象置放在时代的现代性思潮背景中，抱以理解地同情，同时也应对这一现象采取分析的姿态——同情地理解。卫慧们的身体写作与法国女性主义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惊人契合，是中国女性书写的一次新尝试。     

木子美、高唐神女与网络女性主义

木子美等网络写手们继承了“美女作家”们的写作传统，并进而推向更加前卫的“身体写作”，甚至是“液体写作”。女博客的电子书写引来声讨一片，但这种现象值得从网络美学的角度进行反思。事实上，她们迎合了多数男性网民的文化消费心理，与欧美国家出现的网络女性主义的新潮流遥相呼应，代表着女性对自身的再认识的开始。同时，她们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爱与美的女神在网络空间的复活，代表了网络环境下女神丈明复归的趋势，代表了高唐神女正在向大众的意识层面挺进的努力。     

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几个特征探析

女性主义文学究竟有哪些迥异于其他文学现象的新的特质?本文从女性主义写作主体“浮出地表”的艰难、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选取角度的“小”与切入生活的“近”、写作方式上自述性叙述与身体写作的大胆采用以及文本中女性主体意识的书写等几个方面着眼,阐释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几个基本特征。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芙蓉姐姐"现象

从昨日“木子美”到今日红透半边天的“芙蓉姐姐”,掀起了一场“网络女体盛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借鉴女性主义媒介观研究“芙蓉姐姐”现象,并提出一些关于女性与媒介的思考和建议,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此类现象的重要途径。     

“身体写作”——女性主义的失落

“身体写作”这一概念是1996年由评论家葛红兵首次提出的。对于“身体写作”现象的评论,批评者的意见虽大多褒贬不一,但主要集中在了女性主义视角上面,认为“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深化的体现,使女性在“身体写作”中找回了自己被放逐的身体和被‘他化’了的躯体。基于此,对此现象进行重新读解,试着说明“身体写作”不但可能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解放运动,反而应该是女性主义的一次大的失落。女性主义因为“身体写作”现象的出现和愈演愈烈,已呈现出了渐趋式微的态势。     

物质化过程——对生态女性主义中"身体"概念的重构

在对"身体"概念的理解上,生态女性主义领域主要划分为两大阵营:本质论与构建论.两者都陷于旧有的以身体—理性为代表的二元对立之中.该文结合生态女性主义中已有的"身体"理论发展以及物质主义思潮,以"物质化"概念结构重新审视身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重构生态女性主义中的"身体"概念.身体是物质化的过程,是物质一话语现象.身体的物质性否定了本质论,认为身体是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物质化过程;身体的话语性则弥补了构建论的缺陷,从社会的角度肯定了身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而并非被动的社会语言的产物.     

埋怨性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的认知探析

从语用功能上看,埋怨性话语标记是一种陈情性的话语标记。埋怨性话语标记语主要有“真是／也真是”“真是的／也真是的”“何必呢”“何苦呢”“至于吗”“你看你”“不是我说”“不是我V你”“看／瞧你说的”“你这个／种人啊”“再怎么说”等。埋怨性话语标记可以提示所说话语具有埋怨性的特征,其埋怨程度随埋怨语境、埋怨对象、埋怨内容等不同而有所不同。对埋怨性话语标记语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对埋怨性话语标记语与语境关系的辨识、埋怨性话语标记语的互通性与差异性的认知和对埋怨性话语标记语功能的把握等方面。     

试析《白鹿原》中“田小娥”、“黑娃”的身体话语

本文从个体身体的空间性、境遇性、偶然性角度分析身体与意识、与空间、与力在塑造人物形象中的美学作用。以对“田小娥”、“黑娃”的身体话语的分析,来看身体对权力话语的反叛和权力话语对身体的规训当中身体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并通过身体来作为我们存在的象征,从而更好地感知世界。     

福柯权力观探析

通过分析福柯知识/话语权力观中知识、话语、身体与权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生特点,梳理福柯权力观与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之间融合与分离、接受与批判的内在联系。权力/知识话语启发后殖民主义者为殖民地他者争取话语权、建构民族身份的思索;引导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颠覆父权制菲勒斯中心,开辟阴性写作与身体政治的实践。     

身体的诉说——论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

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性”话语处于边缘化、缺席状态,在“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的长期覆盖下,性别差异被彻底抹杀,女性作家处于失声状态。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再到“身体写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作家们在历史的启示和当今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召唤下,对女性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作出了可贵的精神突破。     

20世纪90年代传媒覆盖下的作家生存法则之变

市场经济实施以前的新中国作家,不仅享有“中上”以上水平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且还一直被当作“精神领袖”和“启蒙导师”而备受尊重。虽然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处境险恶,但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与醒目性却是不容忽视。可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实行与展开,作家的经济地位不仅整体下降到“中等”以下水平,而且其通过“文学叙事”执掌言说历史“牛耳”的话语权,也被快速崛起的大众传媒及“传媒叙事”所攫取。作家由“文化英雄”到“文化难民”的生存锐变,折射了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在境遇。     

虚拟的自由或夸张的表演——回望"下半身"诗歌运动

“下半身”诗歌主张以“肉体的在场”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冲击现存诗歌秩序,但却自相矛盾陷入“肉体乌托邦”的牢笼中。其作品又多性话语泛滥,流于粗鄙和俗陋。“下半身”诗歌既是当代诗歌中“民间写作”的延续,同时也有着文化、思想、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下半身”诗歌的出场方式或许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矫枉过正,是为了争夺话语权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它无意中却昭示和开启了世纪初诗歌的“身体转向”,凸显了当今时代身体观念的变革。     

“都市病”与新感觉派小说中的身体话语

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中心的新感觉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风靡一时,他们以身体话语作为解构"都市病"的有效手段,揭露上海的纸醉金迷、光怪陆离,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甚至由此而形成的通感,敏锐地体验世界,从社会态身体、生理态身体和心理态身体三个层面呈现都市人在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我间的龃龉与对抗、分裂与冲突,并以空虚落寞为其美学特征。病态的社会造就了患病的身体——虚妄的眼睛、成了塑像的白金女体和作为面具的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身体,从而具有了意味深长的社会历史内涵。而新感觉派对感觉的强调恰恰从反面印证了现代都市人丧失感觉的冷漠。     

鲁迅和张承志笔下的“尸骸”意象比较

“尸骸”意象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身体写作可以体现书写者对人本身和历史的独特认知。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既立足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又对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性”抱有警惕。与其笔下“速朽”的“尸骸”意象相比,张承志在反抗和否定精神上与之相似,但在民族“心史”建构过程中走向永远新鲜的“血衣”。不同作家对“尸骸”意象的塑造展示了历史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以及个性的经验与表述。     

肉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化——《青春之歌》再解读

《青春之歌》作为一部带有异质性色彩的“红色经典”,其“经典”地位的确立主要得力于作者把主人公的精神和肉体完全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虽然林道静的“成长”是框定在其时的主流意识话语之中的,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相反,林道静的肉体与政治的结合,倒使得她因此而失掉了主体性。     

新世纪文学家的失约与失信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权,最早被视为神意的表达,因此文学家的委托人是神。启蒙主义兴起之后,文学是民意的表达,因此文学家的委托人是人民,文学成为文学家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契约。但是由于委托人的身份不明和在权力转赠过程中的被遗忘造成了委托人的死亡,致使新世纪文学家将话语权向政治、金钱、自身寻租,从而造成了文学家对人民的失约。文学家的失约导致了失信,使文学面临着遭公众讨伐的厄运,也造成了文学日益边缘化的现实,新世纪文学只有依托守约的文学家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巫山神女”与“洛水女神”的形象差异及其原因

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和曹植作品中的洛水女神,虽然在出身、死因和人神之恋各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作为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塑造的女神形象,二女神在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别。神女自由大胆、热情奔放,洛神恪守礼教、举止端庄,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以及人生经历的不同造成了这些差异。     

“日常生活”的审美与醉丑——试论近五年来长篇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以《后悔录》、《启蒙时代》、《河岸》、《古炉》等十五部作品为考察对象,将近五年来长篇小说中的＂文革＂书写置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的＂文革＂书写这一＂宏观＂语境中,从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日常生活＂角度切入,来把握当代作家进行＂文革＂书写时的主体精神,进而反思其中传达出的某些不良的价值立场与文化意识,希望借此对当代文学如何更好地处理＂文革＂这一历史对象做出一些探索。     

我国网络言论侵权的立法研究

在网络化时代背景下,网络言论侵犯隐私权、名誉权和司法独立的事件不断出现,虽然目前我国有关言论自由的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不足以遏制种种网络言论侵权行为。因此我国应对网络言论进行专门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并通过合理方式把“网络言论自由”纳入《宪法》。     

史传传统的突破与形式革命的突进——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

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学现象,只有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在艺术流变和文化语境的纵横坐标中,才能准确判断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将“新历史小说”放置于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进程中来看,一方面,文本所表现的历史故事形态,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作家们历史观念的变革。另一方面,故事形态变革的深层推进力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观念的演进,是先锋作家们进行颠覆性的叙事革命中的又一次叙事展望。在历史的虚构性这一问题上,与其说是历史观念导致了作家的虚构,不如说是作家们对小说的虚构特质的认同和实践成全了虚构的历史。在意象上将虚构的历史故事纳入笔端,既突破了长期存在的史传传统的叙事方式,也使得其与之前的叙事革命相比,故事性、可阅读性明显增强。优秀的“新历史小说”文本中传达的历史况味以及人的生存感的真实性,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不断寻求让小说回归小说的书写方式的一种经验沉淀。在当今的创作文坛上,我们拥有太多的理由,将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进行不断的审度甚至于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