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出镇云南宗王考

近年来,由于对元代云南政治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元代统治云南三大势力的重要一支--宗王统制,其作用与地位日益凸显.但由于有关云南宗王事迹的文字实录稀少且不能相续,只能根据散见的史料及碑刻等有关文献,描绘出较为详细的云南宗王出镇列表,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元代云南宗王系列问题的必要前提.     

宗王出镇与刘宋政局

刘宋在西晋之后继续推行宗王出镇制,其根源在于门阀势力仍然较强,皇帝不得不任用家族成员以保持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这一制度对刘宋政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在刘宋初期对巩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出镇宗王势力过大,在孝武帝以后开始成为皇权的威胁。孝武帝及明帝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出镇宗王的势力,却导致了异姓势力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论梁陈二朝对江州的控制

江州为沿江地带的一大重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与刘宋、萧齐仿佛,梁陈二朝对江州的控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体的情况是,开国之初及战乱时期以功臣刺州,政局相对平稳阶段则以宗王出镇.江州的静动与朝廷的定乱具有密切的关系.     

元代封藩派遣宗王出镇的历史演变

元代的宗王封藩制度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元代的统治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古老的宗王分封制度有了新的变化,与汉地的官僚政治有机地融合起来,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简析江南大营之溃败——以三位主要将领的个人素质为视角

清江南大营始建于咸丰三年三月,初由钦差大臣向荣率军屯于江宁城郊孝陵卫,先后两任统帅,拥兵多达十数万众,曾是太平天国前期最主要的对手.然而这一强大的军事集团却在咸丰十年五月最终被太平军彻底击溃.江南大营的崩溃,是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前期遭遇的最大军事灾难.其中除了清政府自身政治军事制度的腐败与内外交困的政治大环境之外,江南大营前后两个时期三位主要将领向荣、和春与张国樑,由于其个人素质难以肩负重任,也对这一军事溃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蒙元帝国时期安西王府与六盘山军事活动

成吉思汗、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等蒙元首脑先后在六盘山地区避暑、驻跸。从1227至1258年的30年间,六盘山成为蒙古汗国的军事大本营。为了经营好这个军事大本营,约有2万兵力驻屯于六盘山。自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设立开城路后,开成具有宗王分封制和地方行政建置双重性,有更多的军队驻守在六盘山地区。安西王府既是元朝攻占四川,消灭南宋政权,又是为直接控制四川等地而设置的军政合一的特殊机构,直接处理秦蜀军政事务,具有极高的地位和至尊的权利。     

明清民间信仰视域中的江南社会

在明清时期,受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江南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反映在民间信仰上,各种违反国家礼制的现象不断出现,成为考察江南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视角.考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现象,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1.从城隍信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导致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动,才造成了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应变更;2.从解钱粮习俗与一镇多城隍现象,则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江南社会交往整合发生变化的两个层面,即城乡之间和市镇内部.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与江南社会在互动中发生着变迁.这种变迁的推动力是江南社会经济的变迁,其方向则是以一种曲折、变异的形式改变着传统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     

《皖政辑要》所见清末安徽新军之编练

清末新军是中国传统军事制度向近代军事制度转型的产物,而新军的编练则是清末军制改革这场自上而下波及全国的军事近代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清政府虽然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编练三十六镇的宏大计划,但计划的‘实施基本上由地方政府分头负责。只有对清末新军的编练进行具体入微的个案研究,才能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这场军事近代化运动。     

关于明代宁夏镇建镇时间的新认识

宁夏镇是明九边之一,在明代的北部边防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它的建置时间有很多种说法,本文在综合各家说法的基础上认为:一个完整军镇的形成,既要有常设的军镇长官,又要有固定的文武官员系统和军事防区.以此为标准,考证出宁夏镇在永乐至宣德间开始形成,正德年间最终确立.     

蒙古族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内蒙古蒙古族体育类非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提出保护和利用蒙古族体育文化的相关策略,为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与政策制度相结合是保护蒙古族体育类非遗资源的保证;与民族博物馆相结合是保护蒙古族体育类非遗的手段;与民族乡镇文化相结合是开发利用蒙古族体育类非遗的土壤;与民族节庆文化相结合是开发利用蒙古族体育类非遗的深化.     

略论清代贵州改卫归流

从康熙元年裁并诘戎、乐民等千户所到雍正五年将五开、铜鼓等卫改设为县,贵州"改卫归流"经历了大约70年才渐告完成。改卫归流适应了地方行政建置改革发展趋势,使贵州省属政区类型趋于划一。同时,也从土地、户口、赋役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充实了贵州立省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清代安西卫、沙州卫设置时间考--兼论沙州所建制的有无

安西卫和沙州所设置于雍正二年（1724）,雍正四年（1726）沙州所升卫,并非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和社会所广泛接受的“雍正元年（1723）置安西卫、沙州所,雍正三年（1725）沙州所升卫”。对文献解读方式的正确与否、文献形成过程的了解程度和对地区自身发展脉络的熟悉程度都对学术成果的可信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色彩在动画中的情感表达

作为视听艺术之一的动画艺术,色彩是其视觉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重要作用,动画创作者赋予色彩的丰富情感使得动画作品更有吸引力。充分认识动画色彩作用,研究色彩所代表的情感意义,以及探究色彩与观众的情感互动,这将有利于我们总结动画创作中色彩使用规律。     

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美学思想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探索

充溢着美的课堂教学，能使师生感到心旷神怡。在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课前对教材、教辅、教法、学法、学生等的直接观照，构思后形成的清晰完整的教学脉络，进而以充沛的感情生动形象地将其呈现于学生，使师生达到身与竹化的至高境界，是语文教学努力的方向。     

《聊斋志异·龙戏蛛》的海滨区域传说源流

明代笔记中大型蜘蛛故事还未限定在海滨,清人这里,“海州”这一区域,成为大型蜘蛛传闻发生压倒一切的地区。叙事特点有:1、大蜘蛛具有变形为人的能量,有善良本性,可与人交往。2、大蜘蛛也属于妖怪一类,但道行较高,可同雷公或龙较量,有时甚至能击败雷公或龙。宋人笔下相关传闻开始随文化重心南移而偏移到东南沿海,还把巨型蜘蛛与宝珠传说结合,成为“意外得宝”与“识宝”叙事模式一个凝聚点。蒲松龄《龙戏蛛》承续了同情蜘蛛的倾向,而谴责龙与雷霆代表的“天公”,以强化实录性来增加可信性。     

论《山南水北》的反异化姿态

韩少功在其《山南水北》中通过对人性被异化的都市文明与多少带有原生态文化因素的八溪峒乡土文明的对立性审思,对唯经济主义的揶揄以及强烈的生态意识和对体力劳动的热情赞美张扬了颇具现代性的反异化姿态。     

安顺大屯契约中的中人社会身份初探

中人是清代土地交易的重要参与人之一,是契约订立过程中除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大屯契约4人以上作为中人的情况比较普遍,主要有族长、亲族、妇女、立契者本人等。中人构成方式和立契者、参与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中人对晚清以来安顺屯堡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变迁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统收统支、三级管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几个主要阶段。80年代以后至今在政府投入内部进行了重心下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重心上移(乡镇与县)的关系调整、教育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整(预算单列)、政府投入及其与外部投入的关系调整。在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于1995年以后采取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方式进行特殊投入。经一系列制度变迁，我国已形成较有特色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     

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

元朝政府文教政策的调整,各处地方官的积极推动,南宋遗民儒士、理学家、普通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宗族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上述各方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促成了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按所在地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特别是淮河流域一带,书院创建较少。按创建年代分,元代中后期安徽境内新建书院较多,也有不少前代所建而在元代得以留存的书院,经过修复被重新利用。按创建主体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绝大多数为民办,官办相对较少。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官学化趋势日趋严重。     

个性危机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体现

通过语言、行为、幻灭感三方面剖析霍尔顿身上体现的个性危机与现代主义文学中对传统主流文化产生的疏离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