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立中走向融和——“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再体会

斗,也有后起之秀。新文化领袖之一的胡适显然站在科学派一边,并成为科学派主将;而梁启超似乎以中立身份出现,但明显倾向玄学派,成为玄学派阵营盟主。所以有人认为,这次论战其实就是梁启超和胡适之间的对峙。论战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才鸣锣收兵。年底,上海泰东书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对论战成果进行了整理,出了两个集子。前者名曰《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序;后者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由陈独秀和胡适作序,可见,收罗的文章差别不大,但立场迥然不同。由于陈独秀在序言中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论战的双方进行了评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发胡适、张…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试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说起

中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了一场以科学人生观问题为争论点的科玄论战,在争论中科学派和玄学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胡适作为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出了他的科学人生观,文章分别阐述了胡适科学人生观的内容,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它的价值和缺陷的评述。     

张君劢与“科玄论战”的再审视

张君劢(1887—1969年),中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阐扬儒家传统文化,力倡“唯实的唯心主义”和“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鼓吹建立“修正的民主政治”,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就张君劢与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那场“科玄论战”的关系试做再探讨,特别是对论战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张氏的思想矛盾做进一步分析。一、张君劢———“科玄论战”的主角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邀到清华大学对一批即将赴美的留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救亡压倒启蒙:“科玄之争“的再审视

本文从“科玄论战”的论战过程及论战之后现代新儒学的活跃入手,具体分析科玄之争,得出了科学派胜而未胜,玄学派败而未败的结论,并进一步阐释了其中的原因。     

简论科玄论战与科学教育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这场论战对国人确立科学的至上地位,推动科学教育的发展确有积极作用。但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也很有价值,对后来科学教育的发展亦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这点却往往被人曲解;论战后科学教育实践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仍处在不断的改革和探索之中。     

浅析“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自然史观

本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论战，即“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提出了完全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即哲学科学化的自然史观。这虽然基本上属于庸俗唯物主义的范畴，但对“玄学派”所依据的柏格森的非理性哲学有一定的否定作用。由于科玄两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功能问题，对“科学派”来说，哲学科学化乃是科学精神深化的体现，带有明显的近代哲学色彩。但因其哲学基础的薄弱，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本文试对“科学派”的宇宙观即自然史观作些简要探讨与分析。11923年春，张君励在清华大学作了题…     

“司马昭之心”

毛主席在1940年2月1日写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曾经用了“司马昭之心”这个成语。文章说:“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勱、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     

批判胡適派的反動的人生观(續完)

三、腐朽的胡适派人生观胡适根据他的世界观,提出了他的人生观,这就是主張極端自私自利,以个人主义为主体的人生观。用吳稚暉的話說,叫做“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胡適在他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會引用这么一段话:“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純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時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緊,其余的都算不了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塊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还是救出自己。”他还接着把革命說成“陸沉”,污蠛說:“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却要跟着‘陸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     

现代思想进程中的选择与对峙——试论科学与玄学论战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探索发展进程中,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继五四之后又一场关涉对中西方文化不同认识和抉择的学术思想论战。笔者认为在学术层次上科学派虽然取得优势,但在哲学层面上科学与玄学的认识论相互对峙,不容相互代替;科玄论战的实质依然是中国学术思想界面对西学东渐问题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场论战展现的是东西方不同人生信仰的操持及发展路向。     

科玄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并非科学与玄学本身之间的论争,其实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的争论。此次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初步运用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马克思主义者介入后,揭露了科、玄双方所共有的唯心主义实质,具体分析了这一论战的性质,较为正确的阐述了决定人生观的因素、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等,使使论战进入更高的层次,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胡適否認歷史發展規律的唯心主义观點

胡適的反動的社会歷史观點的哲学基础是所谓“实用主义”(胡適称为“实驗主义”)。他曾於1919年4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驗主义”一文,开始向革命的人民作思想上的進攻。同年5月邀請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来中国担任散佈实用主义毒素的罪惡任务,可見他的言论思想都是根据实用主义,並实行实用主义的。     

胡適歷史唯心主义怎样污損和歪曲中國近百年歷史

胡適宜称他是“从实用主义者的眼光”去看历史,卽是说,胡適“研究”历史的哲学基礎是实用主义。如所周知,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反动透顶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胡適运用这种反動透頂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去解释社会生活现象,解释社会历史,形成为舊中国历史唯心主义小流派中最腐朽最反動的一个派别。解放前,胡適根据实用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點,曾经卑劣無恥地污辱我們偉大袓国的历史,特别是因为中国近百年史同当時中國的政治经济生活密切相关,胡適就更加狂妄地对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大肆歪曲塗抹,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中国買办豪绅的黑暗統治和卖国罪行作辯護。因此,举凡从胡適笔下所写出来的有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字裹行间无不浸透了反人民反革命的毒素。在全國已經展开批判胡適资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動中,徹底清除胡適歷史唯心主义在中國近百年史的研究领域內所曾散佈的毒素,是有必要的。     

张君劢与科玄论战中的心理学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关系到不少心理学问题的争论,其中自由意志和因果律是为一个焦点问题。张君劢作为玄学派的代表对这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使这场争论在心理学之域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看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中国人生观的影响

作为20世纪上半期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柏格森,以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创造进化论》阐明了他最根本的哲学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作为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在一战后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那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主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成为了玄学派人生观的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的阅读,从中挖掘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思想,并进一步探讨以生命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人生观的影响并对其做简要分析。     

论左翼文学思潮对浪漫主义的阻击

以创造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思潮对浪漫主义思潮的阻击,实际上出于两个理由。从意识形态上说,主张阶级斗争的左翼文学思潮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而浪漫主义思潮则隶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阵营。这两大阵营在左翼看来,是殊死搏斗的两大集团,只能有一方从历史上消失,而且这只会是资产阶级。从哲学基础上说,左翼文学思潮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其世界观当然是唯物主义;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高扬人的精神自由,其世界观是唯心主义。     

“科玄论战”中的生物学与科学主义

在1923年中国学者所发起的＂科玄论战＂中,虽然没有多少生物学家的参与,但生物学的理论和知识却成了论战中争论的重要内容,科学派所提出的＂科学人生观＂几乎等同于＂生物学人生观＂。这一方面是因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和遗传学知识在当时的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生物学又涉及非常广泛的人生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科学派人士大都是进步主义进化观的赞成者。     

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学问家和政治家。就学术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现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的发起人．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从政治方面来看,他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旧政协代表,起草过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但长期以来,由于张君劢曾支持国民党内战,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战犯,人们对他学术一面,特别是1923的“人生观论战”研究较多,而对他的政治一面则很少涉及。实际上在当时他的政治活动比他的学术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更大。     

对治理邪教的文化思考

“法轮功”是反政府、反社会的邪教,应依法取缔。同时,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礼”的积极因素,礼法并用,德刑并举,德礼为主,刑法为辅,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从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公案及知识阶层的人参加“法轮功”的现实情况看,崇尚科学也存在着一个与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接合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