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二九"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策略的转变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一度兴起的学生运动遭受了重大的挫折。面对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尖锐和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适时对领导学生运动的策略进行了调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为主要特征的学生运动终于再度掀起了高潮。     

中国舆论与朝鲜三一运鼓

1910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朝鲜。1919年3月1日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民众发起了独立运动。作为中国舆论的代表,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对三一运动的起因和过程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对运动也给出了自己的评论。日本的残酷殖民统治是造成三一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三一运动的过程中,朝鲜民众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表达要求独立的意愿。三一运动遭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中国境内的朝鲜侨民采取了多种措施声援三一运动。北京政府对朝鲜侨民的独立活动进行了限制。中国舆论对三一运动的态度是同情和支持的。     

“一二·九”运动回忆

五十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之际,国民党政府却高喊什么“先安内、后攘外”和“睦邻邦交”,继续实行对内镇压,对外屈服的退让政策,失败主义”的空气笼罩着华北,就在这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它唤醒了人民大众,挽回了民族自尊心,鼓舞着人们的斗志。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民国时期江西的特种教育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清除共产党的影响，首先在江西推行特种教育。特种教育在“剿共”时期成为清共的重要手段，在抗战时期对运动民众支持抗战和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对战前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推动

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开始重视合作运动,并把合作运动作为实现其民生主义方策而列为七项民众运动之一,力图对其加以控制、驾驭和利用,使之成为推行“训政”,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在国民党政府大力推动下,江浙等省的农村合作运动首先获得了较快发展。而在皖、赣、湘、鄂、豫等省,国民党政府以救济水灾为契机,以“剿共”“善后”政策的推行为烟幕,以“复兴农村”相号召,不遗余力地扶植农村互助社(合作预备社)和正式合作社的成立,从而使合作运动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畸形的,也是不健康的。     

鲁迅与“九一八”事变

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事变发生后鲁迅对这一事件反应强烈,对国民党政府不思抗日却制造内乱的行为进行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进行猛烈抨击。这一事变对鲁迅的思想造成深远影响,使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以后的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到这一事件,让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光州事件”与20世纪80年代韩国反美高潮的兴起

1980年5月爆发的"光州事件"是韩国民众反全斗焕新独裁政权的国内政治抗争运动。韩国民众认为,光州抗争被血腥镇压,与美国对独裁政权的支持及军事行动的默许密切相关。而美国在事后反复进行的愈益精致的无责任论解释进一步加剧了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改变了以往美国在韩国民众中的正面形象。从此,韩国民众反美运动勃然兴起。所以本为国内政治运动的"光州事件"实际上也成为80年代韩国反美高潮兴起的导火线。"光州事件"后,韩国反美高潮之所以爆发,固然与美国的消极作为不无关系,但进一步分析,则是韩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     

孙传芳与浙江五卅运动

五卅惨案后浙江之所以能掀起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孙传芳为首的浙江军政当局有意利用有密切的关系。孙传芳前期"支持"五卅运动,是为了借用民众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同时也是为了利用民众运动抵制奉系的侵入,巩固自己的地盘。五卅运动以后,他惧怕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会吞噬自己的地盘,便以"讨赤"为名疯狂镇压沪浙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对“抵货运动”之态度：以“济案”为中心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一次严重挑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国民党中央对这一民众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支持、领导到限制、禁止的转变历程。国民党支持该运动的目的在于利用＂民气＂,当其追求的政治目的实现后,民众运动的被抛弃势成必然。尽管国民党对抵货运动的禁止深受世人诟病,然此举亦有值得同情与理解之处。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在天津签订的几个卖国协定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接二连三地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同他们签订一系列卖国协定。以下几个就是在天津签订的。塘沽协定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热河后,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长城沿线的中国守军自动进行抵抗。国民党政府却制止部队反击日军,并加紧镇压抗日运动,使得日军得以经过冷口、滦东地区直逼平津。在日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所谓“塘沽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从长城各口撤到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南地区,今后不准越过该线;日本可以用飞机检查中国军队撤退的情况;划冀东为非武装区。根据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我国东北及热河省的占领,并使华北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试论CMO、LMO、PAO和VB之间的关系

离域分子轨道（CMO）、定域分子轨道（LMO）、杂化轨道（PAO）和价键法（VB）是结构化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CH4分子，对此之间关系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浅谈发展中国票据市场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信用制度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票据市场的不统一、票据功能的不完善制约着票据业务的开拓。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真实商品交易的交易性票据业务的基础上探索融资性票据的发行,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票据市场,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论散文审美活动中的客体特质

作为审美客体的散文文本,是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变为社会性审美活动的中介,是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依据.在接受主体眼里,它既是一种物化了的客观存在,又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审美存在,这与创作者追求的虚拟文本是不同的.本文从接受审美的视角,对文本的品质与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内质的文本的审美探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马祖禅对“吴中诗派”创作的影响

马祖禅对自性、自身感悟的独特性的强调,以及随时著衣吃饭,任心自由的破除修行方式,对"吴中诗派"产生了影响,促使其文学创作表现出重心性、重主体的倾向,内容也趋向日常化、游戏化,体现了向元和诗风转变的趋势。     

论"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减负”问题一直倍受我国广大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减负”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个体素质教育成为焦点所在。从对“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落脚点等一系列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减负”需要切实变革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借鉴赞科夫的教学原则。对全体中小学生实施个体素质结构教育。     

阶级阶层利益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

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存在阶级,就会存在阶级矛盾,它表现为利益双方的相互对立和依存.利益对立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便发生社会冲突,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利益依存凸显了矛盾双方合作的必要,双方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合法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双方相伴相生,相互依存,这就是阶级整合. 因此,阶级整合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立的边线--矛盾双方共同一致的利益,并随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边线的移动,这个边线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论语》导读”教学策略探析

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选修课程“《论语》导读”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深入理解《论语》的阅读能力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度是它有别于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论语》选读”的主要方面.为达此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文本,注重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二元性与相关性.     

论遗失物权属规则的建立

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权属的规定排除了拾得人取得遗失物之所有权可能。建立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规则是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要求,是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要求,在实践中应该依照过错与价值原则确定拾得人遗失物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