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中学

浙江省湖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日寸称湖州府中学堂,其前身为爱山书院。1995年,学校被认定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     

湖州府学教授许正缓

许正绶(1795—1861)字(?)生,一字少白,上虞县永丰乡人.道光二年举人,①六年赴礼部试报罢归,居家课四弟正纲、正综、正纶、正纯,②四方从学者日益众.九年考取咸安宫教习,是年三月会试中式,殿试第二甲第二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③十一年选授湖州府学教授,丁母忧回籍,服满改授严州.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又选授湖州教授,十二月到任,严州生徒负笈相从的甚多.正绶居于学舍,有旧额曰“丛桂堂”,改为“重桂堂”,取重来桂堂之义,又自号“重桂堂主人”.当时湖州人士闻正缓名盛,争来从学,正绶亦笃意栽培,施教无倦,监爱山书院事,兼校月课文字,列示规约,仿鹿洞书院遗型.湖州为宋胡瑷教授生徒地,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具备,有弟子百余人.故湖州设有安定书院于安定祠中,后改为爱山书院,安定之名遂废,祠亦圯.正绶请于知府筹资重建,又访得安定墓在乌程县境南重修之,意于力绍安定讲学之法,以经解课士,辑《安定言行录》二卷.(《月河精舍丛抄》     

胡瑗的湖州情结

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学者，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胡瑗曾在苏州、湖州和中央太学任教二十多年，特别是主持湖州州学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其教育思想实践于湖州，成熟于湖州，湖州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胡瑗与湖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湖州的山水眷恋不已，最后他选择了湖州作为安息之地。     

书院联拾趣

书院在传承我国古代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书院作为书香浓环乏所自然少不了佳联妙对的点缀，好的书院联好比书院的眼睛，顾盼生辉。     

朱熹与浙江书院

论述了朱熹与浙江书院的交往，认为朱熹讲学促进了浙江书院的发展，分析了朱熹频繁出入书院，积极讲学于浙江各地的原因，以及朱熹如何利用书院达到他的政治理想，最后，探讨了朱熹留下的遗迹对书院发展的影响和朱熹对书院教育的影响。     

清代湖南书院的内部管理

清代湖南书院的功能日趋完善，书院建设和管理重视对书院内部的管理，在教学、祭祀、经费和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繁荣。     

宋代书院管理述评

中国书院教育历史千载，声名远播。而宋代书院影响尤其深远，它无论在学术管理、人才培养还是书院制度化方面，都成就辉煌，宋代书院的成功之道何在?我们认为独具特色的书院管理是其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注意到了书院的经验，他认为书院在许多方面优于旧式学校，决定吸取书院的经验，并在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故乡的书院

故乡曾有过慕尚书院、松楼书院、房下书院、古柏书院、散厅书院、阉下学院、启茂堂书院等许多的书院。那些古老的书院屋宇至今依然残存，虽然蛛网蒙尘，破烂不堪，却掩隐不住昔日的风采，古柏书院前“引曙光于世，播佳种在田”的楹联仍然依稀可辩。     

试论明代湖州蚕桑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自古以来，蚕桑经济在湖州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到了明朝，蚕桑经济成为湖州地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本文对当时湖州蚕桑经济发展的各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蚕桑经济的发展对湖州乃至全国的商品经济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分析了当时蚕桑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这对我们今天发展经济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个假定——中国古代书院的一个发源地不是在江州陈氏居里吗？

朝鲜中宗38年(1543年)庆尚道丰基郡守周世鹏仿中国白鹿洞书院创建‘白云洞书院’。据说是朝鲜第一个中国式的书院。以后书院便多起来，出现了书院群立的面貌。在日本怎么样呢？在江户时代，第八代将军的享保11年（1726年)，朱子学者中井甓庵创办了称作书院的怀德书院，而后，虽然在6个地方创办了所谓书院的乡学或私塾，可是这些书院看不到中国书院的特点，具体状况也无从查考。然而冈山藩乡学闲谷学校却不同，它设学田，显然是仿照中国书院的。总之，在日本没采用中国书院制度，这大概是合符实际的认识吧。     

论朱熹曾孙朱潜是韩国和中国湖州朱氏后裔的共同始祖

婺源紫阳朱氏与湖州的往来历史悠久，从朱熹从祖开始至朱潜，有六代人在湖寓居。南宋宝You年间，朱潜来湖担任乌程县令，后东渡高丽。成为现韩国朱后裔的始祖。同时，留居在中国故土湖州的朱潜儿孙在湖生儿育女，700多年来，子孙分布在浙江各地，湖州尤其集中，形成了紫阳朱氏湖州支派。韩国和中国保留的朱氏家谱宗谱和地方史志均可证明韩国的朱潜与曾在中国湖州为官的朱潜是同一人，他是韩国和中国湖州朱氏后裔的共同始祖，韩国新安朱氏的根在湖州。     

朱熹蜀汉正统论

朱熹不光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见解深刻、思想独特的史论家。在朱熹之前,以陈寿《三国志》为代表,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一脉始终占据三国正统史观的主流,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完整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正统观念,这种局面才开始慢慢被打破,逐渐动摇甚至取代了魏正统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后来很多史学文学作品也受到影响而洋溢着尊刘抑曹倾向,如郝经的《续后汉书》和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     

对朱子理气“一元 ”“二元”争论的看法

在朱子学研究领域,“一元”与“二元”的争论由来已久。钱穆虽然提出了“理气一体浑成”的理论,但并没有解决这一纷争。中国传统思想中只有“元”或“一元”的理念,而且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根本就没有如西方一般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朱子虽然一再强调理气不杂、理在气先,但说到底不是为了真的分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而是为了相对于“气”而突显“理”的优先属性。因此,绝对不能说朱子学是二元论,即便说朱子学是一元论,也应做好概念分疏,以免用西方学术语言“肢解”朱子学。就此而言,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确实对朱子学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所见地。     

朱熹理欲观之再认识

朱熹的理欲观既继承了先儒关于“理欲之辨”的思想,又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其作了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欲思想。具体而言,朱熹提出了人在“明天理,去人欲”上的理性自觉,“人欲中自有个天理”,“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以及“以理节欲”的修养论。朱熹的理欲观对于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朱熹“知行”思想管窥

朱熹"知行"思想是其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了朱熹哲学思想的整体风貌,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被统治者奉为圭臬。从学思行不可偏废、精察力行以及博文约礼三个方面对朱熹"知行"思想进行系统的阐释。     

易何为而作：朱子论《周易》的成书过程

“《易》何为而作”为易学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尝试从朱子论《周易》的成书过程,分析朱子从伏羲画卦、文王周公重卦和作卦爻辞到孔子作十翼论证朱子所主张的作《易》目的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易本卜筮之书”是朱子一以贯之的对“易何为而作”这一问题的回答。此论断构成朱子全部易学诠释工作的基础,集宋易之大成的朱子易学体系只有藉此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朱熹在福建的摩崖石刻研究

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热爱大自然、极富生命情趣的人。朱熹在福建的福州、南平、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和宁德等地留下了榜书、题名和诗刻等不同类型的摩崖石刻。朱熹在福建的摩崖石刻的价值体现在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助于研究朱熹的书法艺术、理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提升摩崖石刻所在地的旅游文化品位。研究朱熹在福建的摩崖石刻,对推进朱子文化研究,进而展现出伟人朱熹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     

我是溪山旧主人，归来鱼鸟便相亲——论朱熹“人与自然和谐”的本真追求

朱熹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同他生命中每每相随、自然而然的山林情趣和生态伦理主张一起,不仅凝练成了中国生态文明长河中辉煌灿烂的学术瑰宝,为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有益的生态伦理启示和厚重的和谐思想渊源,而且还为人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准。     

论朱熹与李侗的师生关系

朱熹一生所拜求过的老师很多,其中从学于李侗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李侗将朱熹引领到“道学”的正确轨道上来,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为他以后创立庞大的以“理”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朱熹师事李侗也具有学术思想史、哲学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