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与原因探源——以《简爱》和《包法利夫人》为例

英国与法国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其艺术上又各自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本文运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文学批评理论,以中法两部以女性为聚焦点的小说《简·爱》和《包法利夫人》的对比为例,采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来挖掘英法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及其成因。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莫基之作——《红与黑》

作者资料：司汤达（1783-1842），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是法国与巴尔扎克齐名的文学大师。本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城。7岁丧母，从小受外祖父影响，很早便阅读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年轻时曾加入拿破仑军队，     

论《包法利夫人》悲剧的必然性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批判的话,那么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就是对浪漫主义小说的讽刺。     

论《包法利夫人》中钟声与爱玛的关系

听觉叙事,指叙事作品中与听觉感知相关的表达与书写。《包法利夫人》许渊冲译本中,“钟声”,及“钟敲”“钟响”等词出现近三十次,几乎全部的钟声均为女主人公爱玛所感知到的。钟声的频繁出现绝不只是简单的机械设置。本文试探究频繁设置的“钟声”与爱玛的关联,从钟声的功能、特质出发,分析其与爱玛的行为选择,发掘行为选择对情节发展的直接影响;结合钟声巧妙的设置节点,探寻钟声对爱玛内心世界和生命追求的反映与象征。把握好钟声出现的意义可以对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有更具象的深刻理解。     

从怨偶悲剧透视交际智慧——以《包法利夫人》教学为例

福楼拜作品《包法利夫人》是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经典篇目,小说男女主人公查理和爱玛可谓一对怨偶,他们的结合以悲剧收场。究其婚姻问题的原因,爱玛固然难逃其咎,查理亦非完美无缺。他们一个醉心于虚妄的幻想,一个满足于平常的生活,终于渐行渐远,酿成悲剧。当爱玛遇上查理,因彼此大异其趣而似乎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然而,假设爱玛与查理能够多为对方着想,在差距中积极寻求彼此靠拢的途径,那么两人渐行渐近、乃至携手并进也还是有可能的。"相互塑造"与"自我完善"便不失为两种有效途径。由此,外国文学经典教学或可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对现代人际交往提供有益的参照。     

试论纳博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的得与失

作为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在艺术上达到了一种完美。作者运用高超的语言和布局艺术,使得整部小说流光溢彩,格外精致。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汗牛充栋,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的品评可称作经典。由于创作观和艺术观的相似,纳博科夫对福楼拜颇多溢美之词。其本人精彩的语言也使我们看到了天才对天才的诠释。但这种独特的诠释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造成了对文本其他价值的忽视。     

试论纳博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的得与失——纳博科夫《文学讲稿》读书笔记之一

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一反传统文学评论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过分强调,在文本细读的前提下,侧重对作品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可以说为《包法利夫人》的批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但是,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也带有极大的绝对化和片面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绝对割裂,其次则是过度强调作品的虚构性,否定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的价值。     

从《包法利夫人》案看法律与文学的博弈机制

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发表后,法国检察署以"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为名将之诉诸法庭,从此掀开了一场文学与法律的紧张博弈。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透视《包法利夫人》诉讼案,可以发现文学场与法律场的纠葛其实是权力领域内部斗争的极端化形式。面对政治场与法律场的强势挤压,福楼拜积极自救,动用家族和社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来博取文化资本,使得法庭做出了原则性让步,福楼拜被宣布无罪。胜讼后的福楼拜及其盟友进行积极的占位,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推动了文学场的自主化,并获得了独立于政治场和经济场的文化资本,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受支配的地位,使文学场与法律场之间达成了一种相对的平衡。     

上帝死了——论《包法利夫人》叙事的客观

《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它为福楼拜带来了举世的功名。在小说中,福楼拜有意识地选择有限的叙述视角,最大限度地减少作者在作品中的痕迹,不再像以往的作家,以上帝之势凌驾于作品之上,这一创作原则,将文学带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茅盾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创造性接受

茅盾早期在诸多思潮中选择了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创造性接受,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进而积极汲取和借鉴其代表作家的创作技巧和艺术主张用于自身的小说创作之中。     

关注永恒人性 探寻两性和谐——《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包法利夫人》比较

从＂精神阳萎型男人＂、＂追求理想性爱的女性＂、＂理想性爱观的不同呈现＂、＂艺术审美感知的迥异＂四个方面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包法利夫人》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分析,以加深对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这两部作品体现了文学作为＂人学＂这一特质在不同时空中的一致性,以及作家对人性的关怀的永恒性。一部文学作品只有溶汇人性之光泽才能有其永久的生命力;一个作家也只有深怀对人性的关注,同时以不同的视界去作独特的审视,才能在文学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自由与道德之争——重新解读《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形象

《包法利夫人》反映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男权专制婚姻的反抗,其悲剧性蕴涵深刻的人文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又有不少批评家指责福楼拜宣传主人公爱玛道德沦丧、堕落淫秽的生活方式。毁誉之争历久不衰,究其缘由,争议在本质上为自由与道德的历史性之争。     

李劼人对福楼拜的创造性接受——以蔡大嫂与爱玛人物形象之比较为中心

李幼人创作《死水微澜》很明显受到法国作家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影响,蔡大嫂身上也有包法利夫人的种种特质。但是,李劼人并不是生搬硬套法国文学,他在借鉴别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独创,蔡大嫂与包法利夫人有着诸多的相异性,她不安分的性格和求实精神来自于独特的巴蜀文化。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及代表人物司汤达的《红与黑》

该文概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并从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体会其产生在法国的深刻意义及文学影响。     

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女性情感——物化爱情的悲剧——论《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爱情误区

爱玛的爱情始于诗意的幻想,终于堕落的欲望。她一辈子以“爱”为理想和人生寄托,可在实践“爱”的过程中却逐渐迷失于情欲的满足和物欲的享受,与追求爱情的初衷背道而驰。爱玛对爱情的认识存在误区,她的爱情悲剧实质是异化的悲剧,即把爱的实现建立在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之上,结果物化了爱情,也物化了自己,最终变成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的爱情观及其实践对当代女性同样具有警示意义。     

文学接受中的文化阐释性——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

文学作品的文化属性不仅来自于作家、作品本身的文化创造过程,也生成于读者、批评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的文化阐释行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D·H·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其文化意义蕴含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并深化于作品的文学接受过程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该作品在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误读、审美接受、文化阐释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升华的嬗变过程。其中性爱主题研究、原型批评、生态批评从不同层面说明了文学批评过程中的文化阐释行为。     

穿越世俗的执著——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

在《死水微澜》中,作者精心刻画了一个独特叛逆的女性形象蔡大嫂,并将她置于西方列强侵入四川的袍哥势力和教民势力交错纠葛的斗争中。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蔡大嫂——一个封建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形象,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执著于自己的理想生活,而且作者通过营造饱含浓厚巴蜀韵味的空间,凸显主人公生命张力的鲜活个性,艺术地再现了当时＂死水＂般的四川社会所被激荡起的阵阵＂微澜＂。     

从《包法利夫人》不同中文译本看译者对翻译的影响

译文是译者对原作的二度创造,在《包法利夫人》李健吾和周克希两个不同中文译本中就处处渗透着译者的主体意识。两位译者的时代背景差异使他们拥有不同的语言习惯,两译者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文风格,而两译者的变通力使他们在中西语言文化差异间求同存异,方式各异但殊途同归,灵活地将其消弭。译者主体意识体现在翻译的方方面面,译者的个性丰富了文学翻译的多样性,有利于我国的文学发展及语言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