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汉学管窥

欧洲开世界汉学研究之先河。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对欧洲造成很大震撼。十六至十八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能维持大一统,对儒学所代表的价值理念印象深刻而又敬佩不已。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学者,对汉学已有敬慕风从之势。时至今日,在欧洲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已有五百多人从事汉学研究,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比重。英国汉学崛起于十九世纪,当时多在实务范围发展,中国通的先驱是殖民官和传教士。随着在华势力的逐渐增强,英国汉学后来居上,于二十世纪初已在欧洲汉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剑桥汉学…     

汉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与交流--"汉学研究:海外与中国"学术座谈会综述

2005年6月17日,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汉学研究:海外与中国”学术座谈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厅召开。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教授主持了会议,韩经太教授做了中心发言。此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联络在京的学者,研讨汉学研究近期在国内外发展的有关态势,及如何加强汉学研究界学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以共同推进汉学研究的进展。会间,被邀专家与北京语言大学的学者们在汉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内,展开了广泛与深入的交流。本次座谈会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热烈地探讨。一关于汉学的概念、名称与学科范…     

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中)

二、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几乎只有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团仍在活动,汉学研究才得以发展;虽然法国国内也有发展汉学研究的愿望,但是弗雷莱、富尔蒙式或是蒂尔戈大臣在这方面的努力都没有什么结果。十九世纪形势完全相反,上半叶,汉学在法国本土组织起来;由于这种转变的长处和不足,汉学变成了一种学院式的、书本式的学科。一方面,在当时的专业人员中,法国汉学学者的新成员在对中国的研究中运用已在其他人文学科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耶稣会士更有准备;但另一方面,他们缺少与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如同人类学家所说的,缺少“现场”实践,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工作更加理论化,因而没有人文科学的生动性。他们那精确而严格的方法论补救了他们失去的真实的直感。仅仅在鸦片战争(1839—1842)和一系列法中条约(1844—1860)签订以后,对中国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中国进行,这种研究或是由翻译人员和领事进行,或是由传教士,尤其是由恢复了十八世纪其前辈学术传统的耶稣会士进行,但不是在北京。(具体地说,是在上海的徐家汇和河北省的献县——译者注。)     

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概况

正英国位于大西洋东部、欧洲西部,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四面环水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民众的"岛国性格",民族优越感强,排外心理较重,对异域文化较为缺乏包容和交流的心态,这些都造成了英国对中国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英国的汉学研究有别于欧洲大陆的几个汉学大国,呈现出自成一家的特征。在近代,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是与英国汉学的肇兴交织在一起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对中国的全部印象主要来源于一些游记作品,其中最为有名是《马可波罗游记》和     

欧洲汉学家会议在布拉格举行

第十届欧洲汉学协会会议,于199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隆重召开。来自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的230名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史学动态研究室主任黄庆华应邀参加会议并作报告。与会者就中国的哲学、历史、经济、人口、文学艺术、考古及香港回归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和交流。 欧洲汉学协会始建于英国,原名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是1948年4月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龙彼德同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汉学家发起成立的。该协会当时不足10人。1975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组织,并易名欧洲汉学协会,目前有会员600多人。     

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

在西方,人们常说,汉学是法国人创立的。如果说汉学是指对中国进行科学的研究,这倒是真的(我认为主要还是从这方面来看待汉学,否则就不能这样说了)。谈到欧洲最初对中国文化的一般了解,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方邻国是法国的先躯,是发现和探索亚洲大陆的先锋,由此欧洲进入近代历史时期,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所带来的一切,其中包括一系列问题和悲剧。十六世纪(1514年)葡萄牙最先来到中国,紧接着是西班牙人,以其传教士和远征军士兵所提供的情报为基础——传教和军事、经济征服意图双管齐下——于是,关于中国最初的著作之一在欧洲出版了。这就是让·贡扎雷·德·孟多扎(Juan Congalez de Mondoga)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用西班牙文在罗马出版,很快就译成欧洲各国语言,最先译成法文(1588年,巴黎)。     

欧洲汉学家 感知中国的桥梁

欧洲汉学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历代欧洲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多方面内容,至今仍对欧洲主体社会认识和研究中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入门和奠基作用。从13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涉重洋,以“世界一大奇书”《东方见闻录》揭开元帝国神秘的面纱,到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利马窦等人率先以拉丁文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向西方推介孔子的儒家学说,到法国文豪伏尔泰醉心地将中国京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五幕话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都有汉学家的功劳在里面。几年来,与欧洲的汉学家接触得越来越多,来往得越来越密切,切实感受到欧洲汉学家对中国的情感和他们在中国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索根求源——法国学者于连的中国研究

弗朗索瓦·于连（Frangois Jullien,1951-）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因借助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来反思欧洲哲学,而成为见地颇深的汉学家。于连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2—1977）,1978年获巴黎第七大学（七大）远东研究博士学位,曾游学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大学（1975—1977）,担任过设于香港的法国汉学研究分会的负责人（1978-1981）。     

耶稣会士傅圣泽与早期欧洲汉学

谈到 17、18世纪在华传教士对萌芽期欧洲汉学的贡献 ,通常从这几个指标衡量 :传教士本人的中文造诣和有关中国之研究成果的价值 ,传教士在欧洲传播普及中国知识的程度 ,传教士与早期欧洲汉学家的来往。然而照此看来 ,本文的主人公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17世纪德国汉学研究——以基歇尔、米勒、门采尔、巴耶尔为中心

在欧洲东方学的历史上,17世纪的德国汉学居于领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和英国等国家都尚未有较为深入地汉学研究.本文通过17世纪德国汉学的三个代表性人物,物展现德国17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成就和特点.这三位汉学家在德国开启了欧洲本土的汉学研究.18世纪后欧洲汉学属于法国,但在17世纪,欧洲汉学的重镇是德国.     

汉学之辨——汉学及其研究五题

本文讲了五个问题:一、"汉学研究需要有个家"。汉学浩荡了几百年,其研究直到今天才在我国才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是,它像"流浪汉",需要有个家。二、汉学释义:"汉学"和"中国学"属"异名共体",内涵相同,都可用"Sinology"表述。汉学和汉学家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外国学者名称的最恰当的词语表达。三、汉学的传统与现代:由于时代的演变,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都包含传统汉学的内容和现代以降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四、汉学之辨:阐释汉学(Sinology)与国学同根而不同。五、阐述对于华裔汉学及华裔汉学家的界定。     

用翻译打开中国人的思想大门——理雅各翻译述评

英国新教传教士理雅各自19世纪60年代始至90年代末去世止一直在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其翻译分为两个系列:《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他以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作为阐释基础,采用麦克思·缪勒的比较宗教方法融合沟通中西宗教,以孟子的"以意逆志"作为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宗旨,采用丰厚翻译的形式和学术翻译的态度,真实地将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国的宗教等中国文化思想传播到了英语世界。理雅各是第一位全面公正英译中国主要儒道典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的翻译与研究促进了海外汉学的发展,并影响了辜鸿铭、庞德等人的翻译,让中国思想在世界思想谱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首届国际企业文化高端论坛暨国际企业文化最新学术成果中国发布会”在京召开

2010年10月,由中国文化管理学会、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世界经济和文化研究中心、欧洲教练拉术学院等存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共同举办“首届国际企业文化高端论坛暨国际企业文化最新学术成果中国发布会”在京召开。会上发布了“‘十二五’加强组织（企业）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并推出组织（企业）文化最新研究成果。     

德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及文献举隅

本文考察了德国汉学史的分期及其相关的文献。文章除了对欧洲汉学与德国汉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之外,还着重从欧洲汉学的历史出发分析概括出了德国汉学史的分期和特征。在对有关德国汉学史的新旧德文文献进行了爬梳之后,本文还举例说明了对德国汉学史认识的批判视角的重要性。     

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上篇）

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上篇）吴孟雪１５８５年（明万历十三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Ｊｕａｎ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ｄｅｍｅｎｄｏｚａ，１５４５－１６１８）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这是欧洲早期汉学...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拓展与自主性创新

国际传播是一个充满多元学术传统的知识场域。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尊重历史逻辑,抱持全球视野,充分处理好政策议程、实践议程与学术议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吸收好多个学科的理论贡献,在借力时势不断拓展知识边界的同时,着力塑造新时代的学术主体性。     

中国文化西传与欧洲的“中国文化热”

从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一百五十余年间,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传入欧洲,都是经过传教士来实现的。但是,它们两者的作用和意义却不相同:前者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后者却在欧洲掀起了巨大而深远的思想革命。考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评介

中国古代史研究 ,作为西方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四五个世纪里 ,从最初的耶稣会士活动 ,到当代欧美史学的兴起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不仅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历史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对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历史 ,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这一学术理路 ,胡志宏女士撰写《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 ,2 0 0 2年 9月出版 ,以下简称《导论》) ,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学术基础和主要成果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方汉学研究著作。一《导论》通过纵向考察 ,把西方汉学分为四个阶段 :1 9世纪以前的欧洲汉…     

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的互动——以《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英译与诠释为例

西方汉学的开端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适应主义"的传教策略之下,耶稣会士对很多儒家典籍进行了翻译与解释,从而开启了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互动共进的历史。刘殿爵以英文撰写论文探讨《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意义内涵,即是这种互动作用的典型案例。在这一过程中,汉学使得某些多少为自身语言的同质性所缓解的经学诠释问题,以一种较为"醒目"的方式重新被突显出来;而经学的回应也促进了有关问题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总之,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的这种双向交流特别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敞开与融通互释。     

美国汉学家傅路德治学特点刍议

美国汉学家傅路德毕生都在研究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历史。他的中国观倾注了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也表现出明显的美国本位意识。他不仅从事学术研究,还主动投身学科建设,密切关注学术发展动向,引导美国汉学发展。他的治学特点既是自己宏阔学术视野的表现,也是美国中国历史研究学科发展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