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福音·传教--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研究

武夷山是近代世界红茶的主要产地,而临近武夷茶区的福建省会福州是晚清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和近代东南沿海重要的传教基地.美国新教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在华传教十余载,其传教活动的进行与福州茶叶贸易发展的兴衰紧密相连.后来他一度放弃传教,在福州茶叶贸易兴盛期间担任美商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Co.)的茶商翻译,直接参与晚清茶叶贸易的全过程.本文以卢公明的传教活动为主线,通过他与茶叶关系的个案研究,对传教士从商现象以及茶叶与福音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略论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华的早期活动

李佳白是19世纪下半叶来到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中有一定的地位。他为了更好地实现传教目的,学习中国礼节、研究儒家文化、与官民结交,探究深入中国社会的方法。李佳白的治水建议和赈灾活动,是他从事世俗活动的开端。他为教会购置房产引发教案,学术界对此案的论述值得商榷。     

传教士在近代浙江的教育活动述略

近代以来,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浙江拓展教务,为了增强传教效果,他们创办了各类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在浙江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虽然带有殖民扩张和宗教传播的强行渗透性质,但同时也引入西方先进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客观上推动了近代浙江教育事业的进化.     

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学

中国近代,西方传教士把办学作为其贯穿始终的传教士方式,而这种传教士方式也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梳理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学历程,据其发展程度和特点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进而分析了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深远影响,首先是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其次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地进程,并且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宗教导向.认为其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反鸦片运动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与鸦片问题纠缠在一起.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之间的某些纠葛,引起了中国人的许多误解,对基督教在华传播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鸦片问题的日益严重,在来华传教士的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掀起了一场以"身体拯救"为中心的反鸦片运动.来华传教士不仅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鸦片之害,反对鸦片贸易和鸦片吸食,而且在各地成立专门的戒烟所,实行劝说、药物治疗以及强制相结合的治疗手段,帮助中国人戒除鸦片.在这场运动中,来华传教士始终以鸦片对身体的伤害为切入点,而以"灵魂得救""信仰福音"作为戒除鸦片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归宿.这场运动虽然在根本上服从于传教士的传教利益,但是也体现出传教士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因此它在拯救中国人身体的同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鄂东地区的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渗透到整个鄂东地区的域镇和乡村，并且他们以传教为名，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揭露了西方传教士在鄂东窃取情报，破坏鄂东王命活动，干涉鄂东权政，从经济上剥夺鱼肉鄂东人民，从思想上麻醉、奴役鄂东人民的种种侵害活动。这些对于研究鄂东近代社会的历史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传教士对烟台近代化发展的意义

1861年烟台开埠，传教士纷至沓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他们在教育、医疗、实业等各个领域，纷纷充当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对烟台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力作用。     

传教士与近代活字印刷的引入

传教士最初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抱持一种肯定和欣赏的态度,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马礼逊来华的最初阶段。后来由于形势的改变,传教士开始了中文活字的研制。经过三个阶段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传教士基本上解决了中文活字制造的问题,同时也发明了实用的中文排版检字方法,为中文印刷使用西方近代活字印刷解决了最基本、最关键的技术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文活字印刷技术。     

近代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及其影响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为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以传教士办报为武器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传教士办报成了当时中文报刊的一大特色.这些报刊,主观上为殖民者的侵略而服务,但是在客观上也传播了西方的科技和人文知识,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其相对成熟的办报理念,为后来国人办报所借鉴.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鄂东地区的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渗透到整个鄂东地毯的域镇和乡村，并且他们以传教为名，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揭露了西方传教士在鄂东窃取情报，破坏鄂东革命活动，干涉鄂东权政，从经济上剥夺盏肉鄂东人民，从思想上麻醉、奴役鄂东人民的种种侵害活动。这些对于研究鄂东近代社会的历史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华洋义赈会与1920年代的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研究

华洋义赈会于1920年代在河北省发起了农村合作运动,试图通过合作社的建立和运行为基层农民提供资金。作为民间组织,华洋义赈会成为当时合作社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合作运动的推行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受制于当时农村社会现实的羁绊,华洋义赈会的实践并没有真正解决底层农民的融资问题。     

明代景泰时期王竑救荒活动考论

王竑在总督漕运、巡抚淮安时的救荒活动,属于明代地方官员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反映出明代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二元互动,王竑作为地方官员的代表,处理荒政,通权达变,充分地体现出其原则性与灵活性,功绩卓著。王竑的救荒活动深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影响,"尊君重民"、"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成为其救荒的指导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其积极进谏的理论指导,从中可见,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良性运行具有可贵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华洋义赈会

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以在中国开展慈善事业、从事赈灾、倡导并推动农村各项合作事业及社会公共事业为主要工作的社会团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该会最早提出防灾重于救灾的理论,最早把西方互助合作思想与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合作实践的先河。它创办了独具特色的合作教育讲习会并连续举办十余年。它筹办并参与主持了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推动了全国乡村运动的发展。对于该会当年改革中国农村的理论和实践,应该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     

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中灾荒因素探析

从经济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视野切入,分析灾荒,可见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外来经济入侵加剧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得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乃至最终瓦解。     

古代湖南荒政之赈源研究

古代湖南自然灾害救济的类型据赈款赈粮的来源及施赈主持者可分为朝赈、官赈和民赈。朝赈、官赈主要依靠国库或地方库藏，主要来源于人民交纳赋税，为弥补不足，历代还通过捐职、赎罪、用羡余和假馈纳等途径增加赈源。民赈由民间义绅自愿捐纳。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些为赈灾救灾作出过贡献的人。     

明前期民间赈济的初步考察

明朝前期在备荒赈灾活动中，政府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官方赈济系统的运作过程中，从一开始便不乏民间行为的参与。自宣德年间开始，官方赈济系统渐趋于无力，因而官方开始劝赈于民间以期减轻自身的施赈压力。正统以后，民间赈济的地位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

本文总结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政府及若干重要人物对西北铁路建设的提议及规划,通过对西北铁路重要性的阐释,指出了铁路在西北大开发中的深远战略意义.     

近代中原地区水灾赈济研究

近代以降,中原地区水灾频繁,且受灾范围广泛。洪水肆虐,冲没民众的田粮、衣物、器具、房舍。大量灾民风餐露宿,腹无食,体无衣,住无所,惨苦情形不堪言表。救灾贵在救急,为稳定社会秩序,救生保命,历代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想方设法筹集钱粮衣物等赈济灾民,尽可能地解决灾民的最低生存需求问题。     

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

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几种教科书是可考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教科书”在官方文牍中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最早大约在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在“教科书”的意义上使用了“教科之书”的说法。1904年初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科书”的编纂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定。教科书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相关联,在近代逐渐走向成熟。教科书的发展折射了近代文化的转移。教科书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转换历程。教科书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     

明代江南富民阶层的形成与救荒赈灾关系考论

富民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优越的地理条件使明代的江南地区出现了拥有一定财富力量的富民阶层。富民的形成主要有力农和经商等多种途径。他们与身份性地主的显著区别在于除财富外没有其他任何超经济特权。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赈灾救荒活动中,富民阶层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并为当时政府所重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富民参与到救荒活动中,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