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与阮瑀的文学艺术风格异同论

陈琳、阮瑀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们以散文见长,其"章表书记"享誉当时;诗歌创作也有较高成就,体现出了建安诗歌的特点;他们擅长小赋,为小赋进一步繁荣也作出了贡献.虽然两人文学成就相当,作品也都呈现出建安文学的总体风格,但由于个体气质及人生态度的差异,两人的风格特色还是不尽相同的.     

王粲《登楼赋》抒情艺术的特色

汉末至建安时期,正当“劝百讽一”的大赋被其形式主义的枷锁桎梏得奄奄一息之际,一大批风格清新刚健、内容健康充实的抒情小赋却异军突起,冲突于文坛。其勃勃生机与大赋之衰落恰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其中王粲的赋作更是成就卓然,独步当代。魏文盛赞王粲“长于辞赋”,认为其作品“虽张(张衡)蔡(蔡邕)不过也”(见曹丕《典论·论文》)。观粲之作品,其思想与艺术上之高度成就,令人深觉魏文所言不谬。考虑到抒情艺术对于抒情小赋所独具的意义,本文仅试就粲之代表作《登楼赋》抒情艺术之成就作一番探讨。《登楼赋》抒情艺术的成就之一,乃抒情方式与抒情内容之契合。“文以气为主”,而作     

陈琳、阮瑀文学成就之比较

建安七子中间,陈琳、阮瑀最值得作一比较,也有必要作一比较。陈琳和阮瑀都擅长散文,但陈文气势雄壮,文笔劲健,阮文情志绵密,文气平顺;阮瑀的诗歌成就胜过陈琳,陈诗悲壮刚劲,是建安风骨的典型,阮诗悲凉低沉,已有正始之音的某些特点;陈琳的征战赋更多地受汉大赋影响,辅张扬厉,词采华丽,气势雄壮,而阮瑀的咏物赋更多地体现出抒情小赋的新气象,篇幅短小,比喻形象,抒情性较强。     

汉末建安文学文风探讨

汉末建安,文人思想获得解放,文坛上涌现出大量作家,他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求真务实的姿态直抒胸襟,反映社会动乱,抒发人生感概,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遒劲风骨、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抒写现实,成就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建安时代与建安文学

<正> 建安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历代的文学研究者,对于建安时代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续有论列,细微处所见虽或不同,但总的方面都是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肯定了建安文学的不同凡响。解放后对建安文学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基本的情况仍然是,对建安文学中的某一作家或作品所见虽有不同,共同点又都是肯定了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学上的贡献,肯定了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更肯定了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整个历     

汉末建安赋风转变原因初探

辞赋发展到西汉进入全盛阶段,从东汉后期开始由体物为主转向抒情为主。汉末张衡、赵壹等作家的抒情小赋的出现,标志着辞赋创作由体物大赋到抒情小赋转变这一新纪元的到来。建安之后,辞赋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辞赋创作由宫廷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由对大汉帝国群体意识的模写转向个体生命意识的自由抒发;由对大汉气势、声威的颂扬转向情韵、个性的追求。抒情小赋打破了汉大赋千篇一律、互相因袭模拟的创作模式,而趋向小品化、个性化。既没有大赋那种     

蔡琰《悲愤诗》的悲剧意义和认识价值读解

汉末建安时期,我国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他们在当时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中,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建安风骨”的创作风格。他们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地位。其中除了“三曹”、“七子”成就卓著外,还有以才华著称的女作家蔡琰。     

曹植论体文与建安政治学术之关系

建安之杰曹植,诗、赋、表成就斐然,论亦极有影响。他的论体文在其创作中占重要地位,充分反映了建安时期政治学术风气之变化,且内容多与政治紧密相关,风格则反映了其时通脱任性、辞采华美的文风。     

阮瑀之死与建安十七年文学情势

从文学年代学角度看,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七年均是建安文学发展和转变的重要年份,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前后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安十三年文人齐集邺城,建安文学开始进入创作繁荣期,建安十七年阮瑀之死对建安文人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建安文人的心态由乐转悲;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便是大量以寡妇为描写对象的哀悼之作的产生,由此拓展了建安文学的创作题材;文学风格上则是哀感之心大于雄深之气,伤生之意多于哀世之情,使建安文学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在建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建安诗歌慷慨风格的内涵、嬗变及其他

建安诗歌慷慨风格与建安诗文频繁地使用“慷慨”一词有一定的关系。“慷慨”一词在建安诗文中的内涵是不同的。慷慨风格在建安诗人作品中的表现也各异。建安诗歌的慷慨风格有一个渐见具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不是凝固、封闭式的,而是运动、开放式的。建安诗歌慷慨风格的形成,与曹氏父子的大力提倡,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使用质朴劲健的语言等分不开。“建安风骨”与建安诗歌的慷慨风格不能等同。     

曹植的咏史诗

建安时期,由于受到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咏史诗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繁兴的局面,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曹植。他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了咏史诗的抒情性和艺术技巧。尽管其咏史诗尚未达到成熟的境地,但他的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该体诗歌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曹植的咏史诗

建安时期,由于受到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咏史诗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繁兴的局面,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曹植。他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了咏史诗的抒情性和艺术技巧。尽管其咏史诗尚未达到成熟的境地,但他的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该体诗歌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汉魏之际家族文学的新变和发展

汉魏之际的家族文学,无论是家族形态,还是家族创作都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东汉家族文学主要表现为赋和奏疏章表等政治应用性文体。但至建安时期,由于文学观念的增强,诗歌精神的复归,以及文学审美认识的提高,文学家族的创作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仅文体上诗歌等纯文学形式的题材得到大量创作,而且其它形式文学的艺术成就也趋于成熟和个性化。蔡氏父女和曹氏父子是这个过渡阶段的典型代表,他们直启颇具现代文学意义的家族文学。     

王国维的“境界说”浅谈

"境界"是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是王国维后期文艺理论的核心。《人间词话》代表了王氏诗学的最高成就,"境界说"是他倾尽全力精心构建的灵魂之所。     

论"张籍王建体"的艺术特征

张籍、王建都以乐府诗而名诗坛,严羽《沧浪诗话》更拈出“张籍王建体”予以褒扬。张籍、王建远绍汉魏乐府,近承杜甫“诗史”写实传统、使其诗作呈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讽渝”的鲜明艺术特征,并以其对乐府诗的开拓创新与创作实绩,成为元、白领导的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和先锋。     

《花间集》批评与词的体性论的深化

人们对词体体性的认识首先通过对《花间集》的体认得来,并伴随着词学的发展而逐渐具体和清晰。晚唐五代,《花间集》成为艳词理论的代言,北宋词体观在极大程度上是从《花间》词中概括出来的,强调词体应具备儿女之情与柔婉之风的独特格调,并从中总结和确立了“词为艳科”的观念,明人则明确地把言情视为词体最基本的艺术特质,清人在普遍肯定词之言情的前提和基础上,开始以《风》、《骚》之义来规范词体体性的情感内蕴,并且肯定了词绮靡艳丽、哀怨悱恻、情深语艳、雅艳相资等迥异于诗歌的外在体貌。     

台湾中生代诗学建构的成绩与局限

中生代萧萧、简政珍、孟樊的诗论,尤其是他们在新世纪出版的诗美学著作,具有建设性,强调台湾特色,带有学院派的系统性与缜密性;重视诗歌自身特质和规律的探讨,在理论上有宏观的气势。他们三人虽加入过不同的诗社,但他们的论述不是为小集团鼓吹,而是从整个台湾诗坛出发进行研究。他们立足于台湾,其影响超越了台湾,但他们的论述,只是朝建构具有台湾特色的新诗理论迈进了一大步,其著作离经典化、学科化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诗词格律与古诗词校勘——以校勘张謇诗词为例

诗词与散文不同之明显处在于其独有的格律,诗词在流布过程中所产生的隐蔽性讹误．常常由于诗词格律的存在而留下印记。因此,诗词校勘除了掌握散文校勘的各种知识与手段外．还须掌握诗词的格律,运用诗词格律发现与改正隐蔽的讹误,以提高诗词校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