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抗战文学中中国人成长现象成因探究

中国"十七年"抗战文学中作家创作的突出特征是对于中国人在战火中精神层面成长的深入挖掘。作家们对于战火中中国人成长现象的关注是伴随着中国人受到抗战文化的启蒙与独立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在作品中作家秉承着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文学的时代性与教育意义的创作主旨,更为全面地呈现硝烟中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十七年"抗战文学中,中国人用昂扬的姿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对于建设美丽中国、走在复兴之路上的当代中国人而言同样是一架助力器。     

中西作家漂泊心态的差异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漂泊作为一种生存状况和精神现象是东西方所共有的。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中西作家迥异的漂泊心态。中国作家惧怕厌倦漂泊，而西方作家则喜欢追求漂泊；从漂泊动机上说，中国作家是被动无奈，西方作家则是主动选择。这些不同在文学的主题、取材、意象、人物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走过灵魂的伤怀之地——《雪国》与《废都》之比较

文学有时候可以跨越国界达成一种高度的相通,在川端康成与贾平凹的创作中,笔者看到了一种文学的契合,从而为探讨两位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文学气质提供了一个平台。在作品《雪国》与《废都》中作家们这种近似的文学探索与追求尤为明显,兼顾作家们身处的时代与国度来比较其精神历程的同时,也是对不同地域两代人所拥有的一种精神家园的摸索。所以说文学创作与文学审美能够穿越时空的局限,共同丰富和完善人类精神。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转向”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结束了从"五四"时期所开启的短暂的启蒙时代而急速步入了空前激烈的革命话语时期。这一影响致远的文学"聚变",不但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改变了之后数代文人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可以说,中国文学的"革命转向"既是基于战争与革命现实的被迫之举,同时亦是当时大多数富有历史责任与重担的中国作家其集体主义精神的"错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文学体制与当代作家的思想改造

20世纪40、5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转折时代,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文学体制的改变与建立是中国文学能成为“当代”的重要标志。它有效地实现了当代社会与文学的互动,促使文学作家、作品和读者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就当代文学体制之下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展开讨论,说明文学体制与作家身份之间所发生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矛盾,促使作家形成新型的主体认知与行为方式,从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     

方法求灵活 现状宜突破──文学史重写方法管窥

一、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编著成书匪易,但不宜固守现状 诚如一位学者说：“中国文学是中国民族生活的反映”、“中国文学是中国民族智慧的表现”、“中国文学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寄托”,其价值自然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绝不是任何人所可随意否认的。就因为“中国文学史的性质,是记述说明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大势,研讨历代重要作家的成就,分析过去重要作品的内容,从民族混合上,地理发展上,乃至从政治演进、经济变化、语言文字、     

剖析传统民族文化底蕴构建现代审美艺术精神--论寻根小说在主题内容与美学品格上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兴起.寻根文学是作家们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怀着对人类和民族未来的空前热情,在现代背景下对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挖掘和剖析,他们试图在世界文学中确认民族个性,因此,寻根文学在主题内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开掘与弘扬,同时,作家们也十分看重在审美意识与艺术精神上对传统文化的重构.本文站在90年代的文学立场上对这一文学思潮重新进行梳理,力图突破原来仅仅从社会学意义上论说的局限,从创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其作品的艺术思维过程,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新的审美品格,归结其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贡献.     

自由精神的独行者——从《黄金时代》看王小波的创作姿态

王小波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被忽略的作家,并一直被视为中国作家的“异数”而处于边缘地位,但是他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坚守和对独立文化人格的保持却逐渐被中国当代评论界所赏识和接受。王小波作为自由撰稿人一直扮演自由精神的独行者,他超脱体制的自由创作姿态为中国文坛树立了作家创作的新风范。     

试论《古船》中潜隐生长的浪漫压抑

夏志清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这篇论文中,对20世界上半叶整个文坛创作呈现的那种“道义上的使命感”做了论述。他指出:“那个时代的新文学,确有不同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国大陆文学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因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国难方毁,企图自振而力不迨,同时旧社会留下来的种种不人道,也没有改掉。”在他看来,这种“洋溢着的爱国热情”,不仅激励着这时期的所有重要作家,而且还产生“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中国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1]这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必然产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这些作家渴望对现实环境有所了解,希望文学有所作为,那么其形式的忽略与内容的侧重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作家的这种“道义上的使命感”早已成为一种传统自古已然,在新时期部分作家身上这一传统仍有所体现,并非如夏志清先生所说的现代文学在“感时忧国”的精神上“有异于中国大陆文学”,所不同的是时代环境,精神气质却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看张炜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古船》,其现实主义的关注与对既往历史的再思索同样有着“感时忧国”的精神,更具有“道义上”的判断,作品是参与现...     

剖析传统民族文化底蕴构建现代审美艺术精神——论寻根小说在主题内容与美学品格上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兴起。寻根文学是作家们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怀着对人类和民族未来的空前热情，在现代背景下对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挖掘和剖析，他们试图在世界文学中确认民族个性，因此，寻根文学在主题内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开掘与弘扬，同时，作家们也十分看重在审美意识与艺术精神上对传统文化的重构。本文站在90年代的文学立场上对这一文学思潮重新进行梳理，力图突破原来仅仅从社会学意义上论说的局限，从创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其作品的艺术思维过程，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新的审美品格，归结其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贡献。     

鲁迅怎样写底层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致力于底层叙事的作家.他引入国民性改造的精神取向和他独特的人物塑造手法,以及他围绕作家与底层的关系所展开的一系列思考,构成了对当下文坛底层叙事的有益借鉴和重要启迪.     

“边缘”的书写——论地域文化精神与李劼人的文学创作

李劼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量级作家,也是一个极富特色的现代作家。文章从巴蜀文化的视野下来考察李劫人的创作心理,把握李劼人的文学创作与巴蜀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求从一个新的角度观照李劼人及其文学活动。     

拯救与逍遥:作为心灵史的文学史--对新时期文学思潮发展的一种反思与构想

文学史不应该仅仅是史料的堆砌,文学史家应该在冰冷的史料背后发现历史发展的有机性,进而探讨文学思潮的精神演进的客观规律.从精神角度来考察1976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一条隐约可循的共同的精神--心灵渐进模式,即从拯救到逍遥的曲线发展 .本文从传统的回归与延续、乌托邦精神的欢歌、怀疑的诞生及"亵渎与逍遥"四个侧面考察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思潮的精神历程,分析了这一精神历程得以达成的现实诱因和主观条件 ,同时指出:对作为创作个体的作家来说,这一轨迹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媚俗而多变,鲜有恒长的精神主题,也缺乏内在的逻辑线索;它最终决定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无限循环,也决定了我们时代文学的悲剧命运.     

知青后文学状态

活跃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作家,他们并非纯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只不过是些仅读几年初高中的青年学生而已。他们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根深蒂固的文人秉性。他们在对社会丑恶的正视上有一种激越的锐气和幼稚的彻底。但他们毕竟又是一些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领受了老一辈革命作家作品,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文学青年。故他们的文学血缘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更其亲近的渗透与互动。他们在文革中的精神扭曲,历经家国民族悲凉命运的阅世苍桑,他们灵魂蚀损的病态与感伤的激情,在文学与人生中是形影相随的。这种相随伴陪终生。因之,知青的短暂岁月所遗留的精神浪漫更多地是呈现于遗患于知青后岁月──这就是知青后状态的精义所在。     

《大公报》刊文称作家在“不务正业”

香港《大公报》4月11日发表题为《作家在“不务正业”吗》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流行的、当红的作家，很少再去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文学和时代、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很少再去关心文学的内在本质规律，很少再去关心热爱他的广大读者的要求。他们的心灵状态和精神世界，是浮躁的，焦虑的，让我们看不到这个时代他们所应该具有的坚守的精神姿态，安静的心灵，     

纠结于政治与文艺之间——论延安时期丁玲的文学创作

政治与文艺的纠结,这一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现代化与民族化矛盾冲突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当时文学的发展方向及概貌。作为典型个案,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受此影响,亦纠结于政治与文艺之间。这一方面源于作家骨子深处的五四文艺传统意识,是其追求文学现代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作家主动归于延安文艺体制、追求文学民族化的努力不无关系。而在这一文艺体制影响下的后期延安文学更是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连结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的诗人雷石榆——以《沙漠之歌》与《八年诗选集》为中心

中国诗人雷石榆(1911—1996)在中日战争前的日本,以及战后初期的台湾,都曾以一位作家身份,与当地文学家、文化人共同从事文学活动,在中日、中台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雷石榆的文学创作,是以在日留学期间所习得的日文诗为起点。而他的文学活动则是在与受无产阶级文学熏陶的日本诗人交流之中展开,在步向战争之途的时代中,他的诗作与日本诗人同样具有抵抗的诗精神。     

抗战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王学振新著《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片论》

正"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是历史悠久、魅力无穷的中华文学在民族危难与奋战之际特殊境况下的薪火传承,也是中国作家和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一种斗争武器;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人生的历史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展示。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理所当然地在中华民族文学史册和世界文学史册上留下辉煌的篇章。"[1]然而,抗战文学这一笔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学遗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抗战文学的研究还远远不能让我们感到乐观,可以毫不夸张地     

中国文学的品格与中国作家的命运──《中国作家的命运》引论

本文主要以典型作家的痛苦命运为视角，以忧患意识的本体性哲学意蕴为根据．剖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文章主要通过揭示典型作家的痛苦命运、其文学创作思想和动机、中国文学的优惠传统这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论析了中国文学的特质，得出了强烈的忧患精神是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的结论；并指出中国作家的痛苦命运的高品位及其痛苦体验的深刻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品格。     

中国文学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对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所内涵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武器。巴金是中国文坛上第一位以忏悔形象出现的作家,将忏悔主题带进了新埋藏文坛,展开了人格与文学的双重忏悔。巴金的《随想录》与韦君宜的《思痛录》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