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党争与白居易的后期创作

中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事件之一,许多文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白居易以独善其身的处世方式在这场党争中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自已的人格独立。但他对党争的是非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其创作中以婉转深长的方式表达出来。党争对于其晚期散淡闲适的诗风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些充斥着个人闲情逸致的文字成为他保护自已的一种方式。     

中晚唐党争与自居易的后期创作

中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事件之一，许多文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白居易以独善其身的处世方式在这场党争中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自已的人格独立。但他对党争的是非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其创作中以婉转深长的方式表达出来。党争对于其晚期散淡闲适的诗风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些充斥着个人闲情选致的文字成为他保护自已的一种方式。     

浅论北宋党争对陈与义的心态及创作的影响

生活在北南宋之交这一特殊时期的陈与义,经历了两宋党争.陈与义在北宋晚期的党争中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角色,他被动地卷入党争的漩涡,这对其心态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其卷入党争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可以看到党争或深或浅的烙印.     

党争与朱熹散文创作

南宋时期党争活动频繁、激烈,朱熹作为南宋道学党魁,其毕生亦深陷党争旋涡之中,党争活动对其散文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从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可见南宋衰世之中党争乱局的激烈复杂;二是在"以文为器"的散文创作观念下,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三是朱熹在不同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受其心境影响,有着不同的书写内容和情感基调;四是可从其党争与散文创作中见其多层次的人格形象。     

社会心理影响下的东林党争

以东林党争这一群体运动为例考察社会心理如何对群体运动产生影响。东林党中的东林人士有着共同目标,相互依存,彼此认同,有较强凝聚力,是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组织化群体。东林党争的形成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也离不开社会心理的助推。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使得东林人士倾向于归属于群体即结党,并进而产生了党争。同时社会心理也使得党争被激化,它一方面通过社会助长和去个体化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林党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也通过使得党争各党对其个体影响越来越大而产生个体的从众表现和各党之间产生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东林党争中各党相互倾轧,使党争无法停止。     

李逢吉党属小考

牛李党争期间,某些人物的党属问题既是判定牛李二党阵营的基础,又与评价牛李二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李逢吉这样一个重要官僚,新旧唐书都有本传,《通鉴》中也有关于他的不少记载。他两次任相,主要活动就在党争期间,且与牛李二党党首有各种关系。在党争中影响甚大。有的学者把他列为牛党。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倘是牛党,自然不能不关系到牛党的评价。因此,对李逢吉的党属实有加以考定的必要。李逢吉是否是牛党巨子,首先可从其与牛党党首牛僧孺、李宗闵的关系中加以考察。     

古代党争小说刍论

古代党争小说是古代党争的产物。党争小说,指叙述党争内容的古代小说和即使无关乎党争内容却因古代党争而产生的小说,即党争小说包括两个层面:一、所有叙述党争内容的古代小说;二、所有因古代党争而产生的小说。在中唐朋党相争的政治环境中,党争小说是由小说叙写政治及政治斗争的写作惯例与小说创作"失实"甚至"假小说以施诬蔑"的尝试相结合而形成的作品。它们在中唐迅速走向成熟,涌现出许多相类的小说作品,其中《周秦行纪》是其代表作,它们对后世的党争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岱的晚明党争论平议

张岱在《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晚明党争的观点,主要包括：晚明党争的起源、晚明党争的危害、宽宥阉党。张岱的晚明党争论与他的家族渊源、地域政治背景和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南宋党争与湖州德清沈氏家族及其文学语言的心理特性——以沈与求、沈介为例

德清沈氏家族自宋初至宋末,与党争发生关系的有沈与求、沈介、沈诜三人。沈与求为主战派谏官,他虽无意介入党争,却客观上推动了南宋党争,且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沈介为议和正旦使,为维护秦桧以来的"国是",不报金朝欲南攻之实,实为罪人。南宋党争对他们文学的影响当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影响到其文学语言的贴切性与情境性。以南宋党争与德清沈氏家族及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为考察对象,能够看出即使是同一个家族,对党争的态度也可能完全不同,以此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黄克缵宦海是非探析

黄克缵在明朝后期曾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在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政坛,黄克缵虽然为官以清廉正直著称,但难免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中.从他的生平中可以看出,明末党争使有才能的官吏已难有作为,明朝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论晏殊思想性格中的儒释道结构特征

晏殊在庭议党争盛行的北宋，既表现出不喜争斗喜调和、喜静不喜张扬的个性，但又不失积极进取，这是他按照儒家中庸之道、道家处政以无为和佛教中道观修习的结果。论文描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晏殊性格中结合的独特方式。     

梁焘与元祐党争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党争缘起于士大夫之间政见不同的"义利之辩",最终演变成了权力之争。而梁焘为宋哲宗元祐党争中"朔党"的重要成员,其党争经历堪称士大夫在党争经历的缩影。梁焘对朋党极为厌恶和敏感,但却一直深陷党争,在党争中坚持激进、顽固的态度;但梁焘也有重视人才、心怀百姓的一面。这种特殊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既是士大夫广泛参与朝政的价值追求的体现,也是其保护其政治利益的需要,虽然都含有改善社会治理和人民生活处境的一面,但最终却变得无法控制,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析梁启超的报人观

梁启超的报人观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推崇报人的社会地位,赋予其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竭力倡导报人的职业道德,要求报人要立论以公,杜绝党争;十分看重报人的业务才能,要求报人应具备向导国民,匡扶政治之能力;政治家的特殊身份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对于报人的要求,不唯从报人职业的角度考虑,而是始终徘徊于报人与政治家之间。     

晁补之晚年闲居词中的思想情感探究

晁补之晚年迫于党争,不得已归隐家乡闲居。期间,他的思想心态非常矛盾复杂,这在其闲居词中都不同程度有所表露。其中既有置身乡野,热爱田园生活的舒适安逸之乐;又有被罢职后不得通其道,对党争不满的悲愤之情,以及伤感惆怅的悲哀情怀;还有他欲求闲适余生、又难以忘却功名,徘徊于仕途与隐居之间的痛苦和矛盾等。     

牛李党争和内廷之争的关系辨析

外朝党争与内廷之争其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唐代牛李党争发生在宦官专横这样的背景之下。问题在于这两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陈寅恪先生在解释牛李党争的时间性的时候,曾对此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认为“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的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宪宗朝,宦官开始分为两派,所以外朝党争初见端倪,宣宗以后,“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以对外”     

党争与门阀政治散论

党争与门阀政治都是存在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现象，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本文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认为门阀政治其实是党争的一个变体。党争在东晋以门阀政治的形式出现，较为典型的反映出党争在监督和限制皇权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论北宋党争的起因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诚为一大痼疾。而在宋朝,则更甚于前后诸代。关于宋代党争产生的原因,笔者在有关的文章中已略有涉及。同其它各代的党争相比,宋代党争之产生既有与之相同的普遍性政治根源,又有其特殊的偶然性因素。为了对北宋党争作出深层分析,进而洞察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某些特点,本文拟从三方面对北宋党争的起因进行考察。     

黄庭坚入蜀与北宋党争

黄庭坚曾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5),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重庆彭水),后又被移置到戎州(今四川宜宾),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遇赦东归。他在蜀中度过六年多的谪居生活。其被贬入蜀既是他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见解的结果,更与北宋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商隐桂管之行前后的心路历程

大中元年，李商隐南下桂林入幕桂管，这是他一生中最远的一次游幕，也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通过研究李商隐桂林之行前后的心路历程，可以了解其真实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与李、牛两党的关系，并由此澄清他在党争中的许多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