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百家争鸣,法家所倡导的法治思想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加以推行,而同一时期的古典希腊在民主政治的改革中也产生了法治思想,后成为西方法治之源。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东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章首先分析了各自的特点。然后从内容、产生的主要原因上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法治的本质和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真实观之比较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接受了日本私小说的真实观,不仅强调取材的真实,更注重作家心境的真实表现。但同时,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社会背景与作家艺术观的不同,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艺术虚构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可以说,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艺术真实的执著追求,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对日本私小说的艺术跨越。     

战国邯郸"地薄人众"国情与农商并重政策之关系探析

战国时期的邯郸,作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经济大都会,名扬于天下。而商业繁荣则有赖于重商政策的保证。实际上,是＂地薄人众＂的国情决定了赵国邯郸必须通过发展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来缓解人口相对过剩的压力,这是其实行农商并重政策的内在原因。而时逢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发展、大变革,各种新生事物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则是其政策形成的外部环境。这是赵国邯郸农商并重政策出台并得以实施的最重要原因。     

论《左传》与"《春秋》笔法"之关系

《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提出了"《春秋》五例",即"《春秋》笔法"的内涵,开了学者研究此理论的先河。在考察孔子"笔削"《春秋》及《左传》传《春秋》之后,便能全面地认识"《春秋》笔法"属辞比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判断系统,并能准确概括它的寓褒贬于一字之间的总体特征。     

"爱情"的解构与重构——《绿水长流》与《锦绣谷之恋》比较

王安忆与池莉通过以两个“庐山恋”文本为典范式的一系列“爱情与人”的文本,对传统爱情文本提出了置疑,对爱情的内质、模式、生存本相进行了颠覆。在艰难的重构中,显示了她们的努力与尴尬。她们建构的路径虽不一样,但结果都是一样的茫然。她们努力寻找,却仍无法找到通向诗意与现实协调的路。虽与爱情本相偶然相遇,却很快落入现实的坚固循环的定数中,爱情的本相只剩下对诗意的茫然的向往。她们所揭示的诗意与现实紧张的关系,显示了人们走向“人”之路的漫长及拯救的异常艰辛。     

春秋和战国军事对比略谈

春秋和战国是同处于东周社社的两个大变革时期，其军事体制的诸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本文试从军事领导体制、兵种的变化以及妇女的广泛参战等三个方面对春秋和战国的军制做个比较，以此展现其军制特色。     

墨子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会计的贡献

《墨子》一书中谈到了许多与军队会计相关的概念、方法、策略、观念、思想,主要表现在书其计数,督以其正;以规度圆,以矩度方;强本节用,开源节流;以人为本,利国利民;百人共财,百工即事五个方面,对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会计立账、记账、算账、报账、用账作出了巨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带来了商业交换的扩大;而金属铸币的使用,则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原来政治、军事据点性质的各国都邑,同时成为商贾辐辏的工商大都会。频繁的商业活动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使"大一统"的理念率先在经济领域得以实践。     

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

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文化具有以人为本、浓厚的地域色彩、强烈的政治意识、执着的精神追求、空前的学术自由气氛等五大时代特色 ,对我国后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格独立化倾向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生产力发展有限，所以人格独立也只是一个倾向，我们不能对它过高估计。对人格发展的历史进行探究有利于民众理解其发展脉络，有利于政治文明建设和政策的制订。     

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同时,它也是比较有特色的用人思想。"和而不同"用人思想的实施与否,直接关涉到一个国家发展的水平。从齐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总结出这一规律。     

开放与融合：春秋战国时代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春秋战略时代的化传播活动十分活跃，其功能的发挥具有典型意义。化信息的垂直传播打破了教育的垄断局面，促进了政治变革的发生和实现；化信息的水平传播打破了地理隔阂。促进了民族化的交融与整合。     

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段,作为社会结构之重要组成的家族组织也有相应的演变。从商到春秋前期,个人淹没在家族中,个体意识无从提起。春秋中后期,家族内血缘亲族整体性开始出现裂隙,人们的家族意识逐渐淡化。战国时期,宗法制大家族进一步瓦解,家臣与家主之间由以前的忠贞关系演变成了契约关系,私人印章和个人墓地的出现反映人们对家族的漠视。社会中下层四处流动,力图摆脱家族的束缚,寻求自由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族意识的渐趋淡漠,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层变迁,这种变迁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下层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文化因素的综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下层尚武精神主要表现在民间习俗、社会教育、日常礼仪、女子尚武、文学艺术等方面。作为一种大众性社会行为,其实质上是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外在表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下层尚武精神强化了中华先民不畏强暴、不惧战争、敢于反抗、勇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怀,进一步固化了中华民族业已存在的爱好和平和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使其深深地烙印在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固有要义,为中华民族主体精神注入了崭新的内涵,形成了民族尚武自强的基础。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通过对《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越“入吴”,《国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郛”,《史记》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及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子胥…“造筑大城”,《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等作文献考释,首先论述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接着,又从《越绝书》记载的战国时“春中君所造”之“楚门”,乃系苏州城门中的“破楚门”演变而来;另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从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为唐代演变而来,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买。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