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中国化与非宗派化：日本批判佛教论及其效应

中国佛教既有前宗派时期的格义佛教类型,更有宗派佛教义学建构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证义"佛教类型.日本批判佛教论,作为后宗派时代佛教思潮,由于缺乏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解读,并未真正如实地评判如来藏-本觉思想在中国宗派佛教创建中(即"证义佛教"阶段)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对唐代沙门法藏等人如来藏缘起论的阐释建构,没有足够的重视.     

日本早期的佛教

佛教在日本的扎根及发展是经历了由被反对到渐被利用于统治，是被日本化了的佛教。早期佛教在日本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奈良—平安一镰仓而达于平稳定和成熟。     

日本佛教发展之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考证，对比研究等方法，对日本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佛教在日本社会历史环境的漫长流传和发展中已演变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日本佛教在这一过程中，迎合社会的需要，积极吸收世俗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推动了入世程度的逐层加深，并促使及对反映现实社会要求的佛教新宗派产生和流传，对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佛教传播概况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以一种外来宗教的身份到达中国,在中国经历了输入、初步发展、盛行和衰落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的作用下进行的,中国人认识佛教,将其较完整地引入到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晋,南北朝为我国佛教大发展时期,此时,佛教在我国各地发展迅猛。本文通过对南朝宋齐梁佛教传播的概况、方式、宗派形成及社会影响的探究,以期加深人们对佛教为何能在此期间得到初步发展且产生广泛影响的认识。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寺院经济探析

明清时期云南边地佛教兴盛,大理白族地区的汉地佛教寺院经济、中甸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派的情况下,形成了不同类型、具有显著民族宗派特色的佛教寺院经济。直到今天,它还广泛、深刻地影响到云南少数民族佛教信徒的经济文化生活。     

日本佛教发展之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考证、对比研究等方法 ,对日本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认为佛教在日本社会历史环境的漫长流传和发展中已演变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日本佛教在这一过程中 ,迎合社会的需要 ,积极吸收世俗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 ,推动了入世程度的逐层加深 ,并促使及时反映现实社会要求的佛教新宗派产生和流传 ,对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伦理与明清以来江南工商文化精神

中唐以后,中国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无论是新禅宗还是受新禅宗影响的新儒家都不再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截然分开,"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入世精神成为唐宋以后中国宗教伦理的核心。江南地区不仅是明清时期中国佛教最兴盛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工商文化发育最成熟、最典型的地区;而江南工商文化精神的形成正是受到佛教入世伦理的深刻影响。江南工商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工商业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勤俭"、"诚信"、"忍辱"等成为江南商人的宝贵品质。     

佛教中国化的再探讨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初传时依附于道术、玄学、儒学之上，南北朝时转而发展玄学，隋唐时佛教宗派形式。各宗派在修持方式、义理建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心性论作为宗派重心及以儒论佛，融摄儒空伦理道德，发展了中古心性论及融合儒学伦理学伦理而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佛性说及顿悟成佛说，则是对中古心性论的重要发展，其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契合了儒家人生理想而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金时期佛教造型艺术的演化

佛教自东汉之时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辽金时期,基本形成了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这种本土化特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艺术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造型艺术。本文主要从佛教中的造像、绘画和建筑艺术三个方面,来分析辽金时期佛教造型艺术的演化。辽金时期的佛教造像,题材较之前代更为丰富,雕刻技法中融入了北方民族奔放、刚健的性格特质。佛教绘画艺术在辽金时期发生了重要转折,不再单纯描绘佛教人物和佛教活动,而是借助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人物,传递佛教教义和佛教思想。佛教建筑领域,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对建筑细部进行改良,对后代造型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佛教的判教理论及其意义

判教在中国佛教中有着体系化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它已构成中国佛教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判教在中国佛教中所以广泛流传，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应该跳出判教在佛教宗派时期的单一功利性作用的思维模式，而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已往学术界对判教研究的阙弱和简单化的贬抑值得注意和应该克服的倾向。     

郑板桥的佛道之缘与他的禅思之乱

郑板桥不仅书画艺术高超,学术思想丰富,其佛道之缘以及禅学思想也受到社会广泛的注意。当然,郑板桥的禅是一种乱禅。他喜游禅林,广泛结交佛道高人,但他并不入佛道;他讲佛理,讲道学又讲儒家之道,所以他既想出世又想入世;他特别崇尚道家的无为思想,但又想经世泽民,常怀干一番大事业的英雄之志。当然,郑板桥三禅虽乱,而儒禅在他的禅学体系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中印佛教不同命运之比较

佛教兴盛于印度奴隶制发展时期的"列国时代",衰败于其封建时代.然而在中国,它却高度发展于汉魏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形成这一强烈对比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更需要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而主张逆来顺受的佛教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其二,中国有着成熟的封建统治者,对政教关系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可放手发展佛教.其三,中国有着发达的封建文化和社会思想,使富含深邃思想的佛教能与之互相促进,并相辅相成.     

佛教与唐代史学

唐代佛教与史学之间彼此互有影响。佛教充实了历史撰述的内容。影响了史家的思想，尤其在历史笔记中有丰富的反映。传统史学也影响了佛教史书的观念。     

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唐代世风及柳宗元一生活动的考察，认为柳宗元与佛教徒交往，替他们撰写各种文字，都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世俗功利目的的，是求自闻、求自适、助教化，而并非仅痴述佛教教义、仪式，柳宗元好佛的目的主要是用佛。     

禅宗：生活重于教义，审美高于信仰

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与传统佛教以及一般的所谓宗教有很大的差异，这往往导致人们很难理解甚至误解禅宗。实际上，禅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重于教义，审美高于信仰”这十二个字。一方面，禅宗否定佛教教义，将日常生活本身当做修行；另一方面，禅宗又“呵佛骂祖”，抛弃对佛的信仰，只追求个己“禅悦”的审美境界。尽管禅宗看起来颇为离经叛道，但是禅宗依然认为自已没有违背佛教的基本精神且最能反映佛教的终极关怀。     

试论苏轼的排佛

苏轼的一生受到儒、释、道等多种思想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苏轼是信奉佛教的居士。本文通过对苏轼作品以及宋代笔记小说等史料的分析,证明苏轼不仅不是居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排佛的。     

南华一代中兴祖 五叶流芳万古扬——虚云和尚中兴禅宗的重大贡献

近现代禅门泰斗虚云和尚一生秉承禅宗精神,绍演禅宗法脉,中兴禅宗道场,重理禅宗规约,为近现代禅宗的中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脉络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传播形式,它与佛经的翻译几乎同步展开,最早的讲经活动始于汉末魏初,并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发展,至隋唐而大盛.讲经活动于唐时分化出僧讲和俗讲,僧讲以讲经、讲律、讲宗并举,制度较为完备、稳定;俗讲形式变化较大,宋以后仍有变异.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之一,对其历史渊源及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看出佛教文化的发展变化特点,也可看出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佛教入华早期对本土神学依附的传播策略初探

佛教入华传播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既冲突又互相融合格局的形成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巨大差异,佛教在入华传播之初即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佛教传播者明智地将佛教教义与中华大地上盛行的神学思想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佛教在中国立足的问题,为其后的佛教中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近两千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中的佛教早期是指魏晋南北朝佛教大规模入华以前。     

佛教的伦理革命－原始佛教道德因果律的建构

佛教的创立意味着印度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纷乱的思想混乱状态的结束。佛陀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等巫术观念，并批判了体现在形形色色的“沙门”思潮中的虚无主义，从而确立了道德因果律与自由意志在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为当时的印度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信仰－价值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佛教的兴起看作是伦理革命，本论述了古婆罗门教与道德律的缺失和沙门思潮中的虚无主义，并对佛教教义作了伦理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