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包括四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文学理念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有"我"的文学史,而不是无"我"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构成的一个时空结构。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政治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而且超越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翻案文学史观。这种双重超越,是一种终极性的超越,是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身本质的回归。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存在本身视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而且是不假外求的。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透露出一种至大至刚之气。     

"民初文学"论

民初(1912-1917)文学虽然相对于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来说,显示出某种历史的"倒退",但就文学自身的现代化来说又不能不说是某种历史的进步.这不仅体现为它对情感的重视,传达出某种黎明前夕的青春气息;也表现为现代文学形式建构的进步,并开启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先河;同时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戏剧——话剧也开始在中国大地成长起来.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转向”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结束了从"五四"时期所开启的短暂的启蒙时代而急速步入了空前激烈的革命话语时期。这一影响致远的文学"聚变",不但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改变了之后数代文人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可以说,中国文学的"革命转向"既是基于战争与革命现实的被迫之举,同时亦是当时大多数富有历史责任与重担的中国作家其集体主义精神的"错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西方疯癫认知观与中国现代文学疯癫话语建构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由于文化不同,中西方疯癫认知观呈现了一定的差异.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的中国,其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建构与西方现代社会疯癫观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疯癫话语发生变异,它的出场及其变迁,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与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身份认同有关.     

论初生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我们把 1917- 192 4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定格为初生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它是泛功利型的文学批评形态。它的受益对象 ,不是具体的政党、政治阶层、政治势力和集团 ,而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功利的实现 ,不是凭借政治搏击、权力话语 ,而是文学群体的自运作。初生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创者们 ,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泛功效用 ,只有通过文学的审美作用才可获得     

主持人语

<正>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强调从"社会史"角度入手,特别是从社会历史体验带给时人的时代感受等方面来考察现代文学的思路与方法引起了学人的广泛关注。一系列的相关研讨,涉及到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之方方面面,如"经济生活体验与文学书写""出版传媒、文化市场与文学生产""民国文化与生态""问题与方法""民国法律与现代经典作家""多重内涵的革命话语""国民革命经验与个人体验""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国民革命与性别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文学、历史与政治

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史课程都经历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方面,学科和课程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在学科和课程内部,存在一股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文学,轻视甚至排斥政治、历史的潮流。这些变化既受"纯文学"、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等话语的影响,也参与了对上述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该重新重视历史、政治等因素,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宏观思考

日本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起着引发和启示的作用。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有着高度的相通和相似性，但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不同，两国文学的发展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推动力主要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政治；日本现代文学的基本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由于两国作家的处境和立场的不同，两国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总体上说，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引人注目、触目显眼的，但又多是外在的、暂时的和局部的，而不是深刻的和本质的     

在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之间——试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观

以文学形式为切入点,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理论起点分析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文化现象,是伊格尔顿文学观念的理论核心。在伊格尔顿看来,现代文学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它的生成及转变与西方社会和历史的变化有着内在的社会关联,这种关联不是体现在文学内容上,而是体现在文学形式上。打破文学的自律性幻想,引入文化研究的思想,进而在深层次上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现实指向。作为“左”派理论的重要代表,伊格尔顿的文学观念具有鲜明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但也体现着这种“左”派理论的泛政治倾向。     

柳亚子文学创作中的“英雌”拟构

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是20世纪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与此相应,历史和文学对于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的叙事,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也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和建构。文章即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话语——"英雌"话语的建构为背景,来探讨此期柳亚子文学创作中的"英雌"想象拟构,阐明这些作品在认同思想历史的"英雌"话语时,又是如何丰富和参与建构"英雌"话语的。     

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形成历程

无论在逻辑还是现象层面，现代个人观念始终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它不仅相伴或纠结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演变的历史进程，亦影响着对这一历史进程及其性质的史学阐释。所以，“个人”始终是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历史进程和历史阐释中的一个关键词；而现代个人观念，始终是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绕不开的观念。     

现代文学史观几种建构理念的评析

现代文学史观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灵魂,决定着文学史著的品格。在近年来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建构理念中,朱德发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唐金海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关纪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当前提出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等是其间产生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梳理评判这些建构理念有助于合理认知当前研究的新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治史理念研讨交流的深化。     

叙述祛魅:科学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主义历来是文化的正统,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历史主义被转述为科学主义精神,一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叙述祛魅运动。这样的祛魅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文化的。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贡献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观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虽然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显示了很高的社会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刍言

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可分为长篇自传、微型自传、一般他传、合传、评传五种类型,它们各具特色。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勃兴,是个性主义等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表现。初步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现实动机亦是其相对繁荣的原因。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从实践到理论较之以前都有明显的进步,处于现代传记史的上升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写作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个性意识与时代规范之间的冲突;历史属性与文学期待之间的摇摆。三十年中国现代传记是现代传记走向高峰的津梁,对它展开独立深入的研究可以理顺现代传记的发展脉络,廓清其整体面貌,对全面认识现代文学亦有裨益。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

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角度考虑,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性别意识的反思,将有利于当代文化的精神建构。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要求考虑,反思其男性中心意识符合“历史观点”这文学批评标准。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和个体的差异性这一价值立场,包含着对封建性别等级文化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以平等为名义用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压抑性别差异性、压抑个体生命差异性这一历史的反思。这一种性别立场是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本体性否定,而不是男女轮回式的反叛。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几个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学。用来确定现代历史阶段之现代属性的标准,也应该成为确定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文学的标准。文学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因而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此前文学革新的成就,要通过文学革命更为成熟的创造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左翼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的要求。革命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因而左翼文学事实上改造并融合了五四文学的传统。左翼文学有重大教训,但也有历史贡献和成功的经验。其优秀之作,证明＂工具论＂的文学观可以兼顾人情与物理,使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达到统一。世俗现代性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世俗现代性看似现代,实则比较传统,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这两翼如何舞动起来。港澳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同民族的文学相互之间没有文学标准以外的地位高下。现代文学止于1949年仅是一种照顾教材特点的设计。教材的编写还要在体例上创新,要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将传授知识、提高素质与培养能力融为一体。     

“人的文学”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进化论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观、女性文学史观等多种文学史观。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的文学"是其发展中或隐或显的整体线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以"人的文学"文学史观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符合文学史的史实,又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性特征。     

中文《圣经》语言与现代中国的“国语”目标

以和合本《圣经》为代表的中文《圣经》语言是文学性的语言,在＂意思＂之外,借助独特的句法、节奏、韵律,有比精确的＂意思＂更丰富的信息。而现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国语＂,一种在＂文学＂中淬炼出的民族共同语,和合本《圣经》在1919年出版不是历史的偶然,有丰富的神学意味,它可以作为＂国语运动＂的语言范本。但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胡适一代人却与之错失。现在我们应当正视和合本《圣经》的文本价值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