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鸟、菟丝和简爱——试论南朝艳情诗与“五四”爱情诗

魏晋南北朝与“五四”时期同属社会动荡，思想开放时期，反映其时情和爱觉醒的有南朝艳情诗、“五四”爱情诗，二者有相似性。然南朝艳情诗体现着男性中心和男性霸权，“五四”爱情诗则反映着女性的尊严、独立人格和男女互爱。     

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无题爱情诗”情感意蕴解读

李商隐的无题诗向来以用典繁密、细致入微、艰深晦涩而著称,深藏其中的情感意蕴尤难把握;其爱情诗又以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真实感人而闻名。本文试图取李氏无题诗与爱情诗的交集,对其“无题爱情诗”的情感意蕴加以解读。李氏无题爱情诗可分作三类:无题初恋诗、无题夫人诗和无题艳情诗。综而观之,李氏这一类诗具有真、细、伤、深的独特情感风格。     

论南朝风习对沈约艳情诗创作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北化的交融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南方传统化对于这一时期的学创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着重讨论了南朝风习对当时的名人沈约艳情诗创作的影响，试图分析地域化因素在南朝艳情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南朝乐府民歌艳情特质及其地缘性研究

南朝乐府民歌内容多为男女恋情的描写,大胆而又露骨地刻画了女性的情与态,其情调艳丽柔弱、哀怨缠绵而又热烈浪漫,富有艳情的特征。南朝乐府民歌继承了楚文化的浪漫特质,植根于江南繁富之地。南朝富有艳情特质的时代风尚,直接刺激了情歌艳诗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艳情诗产生的根本原因。     

南朝乐府民歌艳情特质及其地缘性研究

南朝乐府民歌内容多为男女恋情的描写,大胆而又露骨地刻画了女性的情与态,其情调艳丽柔弱、哀怨缠绵而又热烈浪漫,富有艳情的特征。南朝乐府民歌继承了楚文化的浪漫特质,植根于江南繁富之地。南朝富有艳情特质的时代风尚,直接刺激了情歌艳诗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艳情诗产生的根本原因。     

“楚雨含情皆有托”不是自为无题作解

“楚雨含情皆有托”是李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诗中的一句。研究李商隐的专家们多喜欢引用这句诗,把它做为论述李商隐无题诗有无寄托的主要依据。如吴调公先生说:“李商隐爱情诗有没有寄托?有些诗的确是有所寄托的。他在《梓州罢吟》中早说过‘楚雨含情皆有托’的话。”。刘开扬先生说:“我不赞成冯浩所说‘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但也不否认商隐诗中确有少数是借爱情诗的形式以抒写讽刺寄寓的内容的。商隐晚年也曾说过‘楚雨含情皆有托’的话”。顾易生、蒋凡二位先生在     

深情绵邈蕴藉含蓄——解析李商隐的爱情诗

在李商隐的作品中,最为人传诵、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和当时一些格调低下的艳情诗不同,写得形象美丽,蕴藉含蓄,富有朦胧美。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南朝情歌艳诗对后代女性题材诗歌的影响

南朝乐府民歌和南朝文人艳情诗如一枝双秀 ,大规模集中地放肆地描写女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属首创 ,为中国古代女性题材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五四"爱情诗论略

“五四”爱情诗是产生在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的近现代观念基础上的，冯至的诗体现其最高成就，而哀怨忧伤是其总体特色。     

论《香奁集》之于唐末诗坛的意义

《香奁集》以写艳情为主,后人对作者韩亻屋及其艳情诗作多有不满,这主要是囿于儒家“诗教”说的影响。《香奁集》包容了艳情诗的多样题材,成就在唐末同类诗作中最高,对后世影响较大,在唐末诗坛具有艳情诗的标本式意义。     

爱情诗的青春品格——浅析《蕙的风》

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时期。在新诗创作中,湖畔诗人的爱情诗集中体现了五四风貌。汪静之的代表作《蕙的风》描述了年轻的作者笑中含泪的恋爱历程,表现了作者直爽大胆的恋爱追求,在意象塑造、语言表达等各个方面展现了爱情诗的青春品格,为五四诗坛吹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青春之歌——试析汪静之的《蕙的风》

汪静之是“湖畔诗社”的著名诗人,他的《蕙的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爱情诗为主体的诗集。从诗作的写作背景出发，主要从爱情诗、写景诗、社会写实诗三方面来阐述《蕙的风》青春的审美特质，可以客观地反映出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地位。     

“劳工神圣”、歌谣运动与五四“新悯农诗”的产生

五四“新悯农诗”的产生,既有着中国传统悯农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渊源,又有着新的五四时代文化思潮的强大影响。五四时期蔡元培等人提出“劳工神圣”思想和其主政北大时倡导的歌谣运动,对“新悯农诗”产生具有直接的巨大影响。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把歌谣运动导向深入,不仅提高了俗字俗语在语言中的地位,而且为白话新诗提供了直接艺术资源,推动了“一种新的‘民族的诗”’的产生和发展。五四“新悯农诗”具有一种新的语言艺术风貌,不仅具有新颖的现代语言形态,而且具有一种现代人文关怀意识。刘半农是五四“新悯农诗”的重要创作者。     

南朝文人艳情诗与乐府民歌产生背景的比较分析

情歌艳诗在南朝的汇合,有其种种主客观原因。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形成的时代风尚,直接剌激了情歌艳诗的发展;物质的富有,环境的优美,都推动了南朝文化朝着重娱乐的方向发展;儒道衰微,佛学兴盛,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大释放。文人艳情诗的产生背景又比乐府民歌的产生背景复杂得多。     

致箫心——《己亥杂诗》中的“寱词”解读

《己亥杂诗》中的艳情诗占到全诗篇幅的八分之一,它们真实地记录了定盦和灵箫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记录了定盦丰富的内心世界,其中微妙曲折的境界,是一般爱情诗中所罕见的。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层面的,并为后人展现了定盦在不惑之年的又一次怦然心动与情感迸发。     

论《文选》中的离别诗

离别题材的诗篇由来已久,就萧统《文选》而言,其中虽未立"离别"类目,却存在着数量颇丰的离别诗。这些离别诗历经两汉、魏晋、南朝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一发展变化表现为:离别诗内容趋于丰富,创作手法趋于多样化,反映士大夫阶层的内在精神世界更趋细腻。究其原因,则与萧统的选诗观及离别诗题材的特殊性两方面关系密切。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     

略论南朝文坛的“才尽”现象

南朝文坛存在着许多“才尽”现象。这些“才尽”现象从本质上反映着南朝文学由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向宫体过渡的“新变”历程,更深刻地揭示出畸形的南朝文风。南朝文学的“新变”和畸形的文风,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促使南朝文学逐渐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初唐。     

五四时期“科学救国”思潮的现代性问题研究

“现代性”是可以作多种阐释的开放性理论话语,总是带有变革意识并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从晚清肇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对时空和价值维度的理性重构上。五四时期“科学救国”思潮是五四时期社会变革现实的理论反映,集合了在社会和价值模式中所蕴涵的理性至上和个性自由两种现代性思想维度。五四时期“科学救国”思潮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人探索现代性问题和现代化道路的积极尝试。     

新诗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确定

文类解说新诗,又称新体诗,自由诗.首先它是诗,因此它具备诗的一般特点.而诗是与小说、戏剧、散文并列的文学样式,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和着诗人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并且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其次是“新”,而“新”既是时间概念又是其特质:时间上它兴起于“五四”时期,与传统的古诗有所区别;古诗多需押韵,部分需符合一定平仄和对仗,而新诗完全不受押韵、平仄和对仗之规范,只保留意象精练的特性,创作方式极其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