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课程的思考

最近看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的毕业考试,在一座教学楼前的阶梯上,有一群机械系大四学生挤在一起,正在讨论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的考试．他们的脸上显示出很有信心,即将进行的考试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教授说他们可带需要的教科书、参考书和笔记,只要求考试时他们不能彼此交头接耳．他们喜气洋洋地走进教室,教授把考卷发下去,学生们都眉开眼笑,因为学生们注意到只有五个论述题．三个小时过去了,教授开始收集考卷,全班同学居然没有一个人做完一个题目!教授放下手中的考卷说：“这正是我所预期的,我只是要加深你们的印象,即使你们已完成四年工程教育,但仍旧有许多有关工程的问题你们不知道．这些你们不能回答的问题,在日常操作中是非常普遍的．”于是教授微笑着说下去：“这个科目你们都会及格,但你们要记住虽然你们是大学毕业生,你们的教育才开始．”     

我给美国学生上英语写作课

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给美国学生上英语写作和美国文学课,咋听起来有点不大自然。包括我的美国同事也以为我在学院教授数学或电脑,当我告诉他们我是教美国文学和写作时,他们的惊奇则溢于言表,随后附上一句他们常用的“哇呜”表示钦佩。我以前在中国的同学和同事对我在美国的教书经历更是充满好奇。他们想知道我是怎样拿到这份教职的,在美国教书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学生从我这里修课跟修其他美国教授的课有什么不同,     

那年那月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也有北大的．应该还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中文系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     

课外阅读指导点滴谈

朱永新教授在其《新教育之梦》一书中曾提到：“读书,是孩子们净化灵魂,升华人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学生要学好语文就要广泛读书,只读几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开阔他们的视界,活跃他们的思维,陶冶他们的情操。为了使学生真正进入引人入胜的文学殿堂,我以“情智”为纽带,做了如下尝试：     

信息技术课：来点哲理好不好

冯天瑾教授在《智能学简史》中写道：“我有一个愿望长期在心中蠕动,希望我国科技界和大学理工科教学要对哲理思维重视起来,这是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当我与同事谈到哲理时,我常见到不屑的一笑。当我给研究生讲课时,有时问他们一些已经在本科学过、稍带哲理的问题,例如：计算机为什么采用二进制,而我们人喜欢用十进制？几乎没有遇到能回答上的学生。他们说,前面课程的老师不讲这些。”     

让乡村英语课堂舞动起来

<正>叶澜教授和肖川博士曾以追问的形式描绘了真正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的情景:当学生茫无头绪时,我能否给他们以启迪?当学生没有信心时,我能否唤起他们的力量?我能否从学生的眼中读出愿望?我能否从学生的回答中听出创造?我能否使学生觉得我的精神、脉搏与他们一起跳跃?——乡村的教学资源有限,那么如何在这种有限的资源下让     

做一个学生不讨厌的老师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老师已经不只传授知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了,更应该是学生心灵的建筑师,是指导学生通向他们人生大门的一个关键人物。作为一名语文科任老师,我觉得教师不但要教书,还要育人——“以身立教,为人师表”。要做一个学生不讨厌,还有点喜欢的老师——这就是我的目标。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些方面做起：     

反思语文新课改

听人教社的顾之川教授的报告,我记下了这样的几句话：“新课改就是给学生一些权利,让他们自己去选择;给学生一些机会,让他们自己去体验;给学生一点困难,让他们自己去解决;给学生一个问题,让他们自己去寻求答案;给学生一个条件,让他们自己去锻炼。”这就是说新课改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目标,尊重学生的个性,以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一个学期以来,在课改实践中,教师也体会到了语文新课改给课堂带来的变化,看到了新的课改理念给课堂带来的活力,但透过纷繁的课改实践,回眸一学期的课改过程,我觉得语文新课改仍需反思。     

德国大学教师的醒世恒言

教授和讲师是德国知识分子的“顶尖”部分,在他们面前,做学生的简直不敢大声喘气,不过学生们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也会对他们的老师幽上一默。在那里,学生们能把一些教授和讲师们的“名言”公布出来,与我们共享。课堂上※伊尔默瑙大学的讲师对学生们说:“你们不要注意黑板上写的是什么,要注意我写这些的意思是什么。”※汉诺威大学经济理论教授对学生们说:“我天才的脑袋有一天也会腐烂,这简直是罪恶。”※埃森大学经济法教授对学生们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迟到。上课总不是民族迁徙吧?”这时,一名中国学生走进教室,教授接着说:“您迟到没…     

两个代词

教授：“请列举两个代词。 学生：“谁,我？” 教授：“很好,请坐。”     

歌声中学英语

在教学中我发现，当学生有兴趣时，他们学得最好；当学生的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学得最好；当学生被鼓舞和被信任时，他们学得最好；当学习内容能够用多种形式来呈现时，他们学得最好。因此我主张快乐英语。在教授SEFCSB 1A Unit 11 The sound of the world时，我采取了一个大胆的     

让儿童阅读不再成为梦想——我和艾登·钱伯斯的儿童阅读理论

有感于上海师范大学商友敬教授的这样一段话：“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所有的老师都爱学生,梦想所有的学生都爱他们的老师……让学生打开精神空间,尽享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直到他们中年、老年时还能想起自己的点灯人。没有梦想的人生是灰色的人生;没有梦想的教育是黑色的教育;没有梦想的老师是可怜的口力劳动者。”     

情感教育应因势利导

在教授高一语文第一册第三单元《我的呼吁》一文时,当我用多媒体放出一张非洲难民（半裸上身）的图片时,有几个学生竟然以此打趣,嬉笑;当我又放出一张很多非洲人排队等候在史怀哲医院门前看病的图片时,竟有一个学生突然冒出一句：“得挣多少钱？”这竟是我教的学生说出的话,我的心为之一颤。面对同类的悲惨遭遇他们非但不同情,     

我的语文好课观

语文好课的标准是什么？叶澜教授这么说：一堂好课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语文专家的好课标准往往是宏观而抽象的,他们提出语文好课的四个特征是：能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能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能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能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芬。这样的好课标准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功能,然而缺乏对具体操作的方法指导,我尝试从实践操作上谈谈我的语文好课观。     

耶鲁求学轶事录

2002年,我考取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全新的美国式教育,这让受了16年中国教育的我顿时感觉耳目一新。以下是我在耶鲁遭遇的几件事,颇为有趣。教授的蓝纸条耶鲁大学的学生,不惜付出昂贵的学费,就是期待着最好的教授提供最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对老师很挑剔,如果老师不尽职尽责,他们会给这位老师很差的评分,这对老师能否顺利晋升有直接关系。因此老师们都很怕学生,对学生甚至到了近乎讨好的地步。教授们从来不迟到,不早退,理由不充分绝对不能缺席。我才到耶鲁上学不久,我们班的一个教授因为太太生育,让别人代教了一个多…     

英国大学里的怪教授

英国大学吸引着全世界的学生,当然也吸引着全世界的老师。在我留英期间,我发现系里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风格不同,却多与学生打成一片,谈及学术时又异常公私分明。     

爱坐前排的孩子更易成功

十多年前,教育专家王教授要求他的学生毫无顺序地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大礼堂,并独自找个座位坐下。反复几次后,教授发现有的学生总爱坐前排,有的学生则盲目随意,四处都坐,还有一些学生似乎特别钟情于后面的位置。教授分别记下他们的名字。十年后,教授对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爱坐前排的学生中,成功的比例高出其他两类学生很多。教授还讲到他被很多大型公司视为“人才伯乐”的原因,就是应用了这个结论。王教授受托为某公司招聘人才时,总会让那些应聘者莫名其妙地选座位。教授总结说:“其实,那些应聘者知识实力相差无几,我哪里知道谁是千里马,我不…     

四国学生解同一道题

教授收了四个学生,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开学第一天,教授让他们解决一个问题：桌上有一只烧杯,杯内盛有水,比水面低一点的杯壁上有一个小孔,水从孔里不断涌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迅速采取办法制止杯中的水向外流,教授给了四位学生一天的思考时间。第二天要把各自的办法演示一遍。     

职高英语教学的几点建议

在职业学校从教几年来,当我向新生了解英语基础时,学生们常说：“我的英语学得好就不来职业学校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职业中学的学生在英语基础上比普通高中的学生要差得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而的,他们在初中阶段要么是因为学习习惯差,要么是学习方法不当,要么是根本不学习等等。面对这样的学生,在职业学校教授英语课,对英语教师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教育孩子永远坐前排

教育专家王教授做过这样一项实验:十多年前,王教授曾要求他的学生毫无顺序地进入一个宽敞的大礼堂,并独自找个座位坐下。反复几次后,教授发现有的学生总爱坐前排,有的学生则盲目随意,四处都坐,还有一些学生似乎特别钟情于后面的位置。教授分别记下他们的名字。十年后,教授对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爱坐前排的学生中,成功的比例高出其他两类学生很多。教授还讲到他被很多大型公司视为“人才伯乐”的原因,就是应用了这个结论。在受托为某公司招聘人才时,他总会让那些应聘者莫名其妙地选座位。教授总结说:“其实,那些应聘者知识实力相差无几,我哪里知道谁是千里马,我不过知道谁爱坐前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