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对《独立评论》民主与独裁之争的解读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一直是近代知识分子面对救亡图存与民族振兴时难以避免的困境,他们也曾努力地调适二者的矛盾,融合二者于一体.在20世纪30年代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开展的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正是这种矛盾的结果.论战中他们提出的新式专制与民治幼稚论反映出双方急于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契合点,以期达到二者有机结合的心态,也反映出他们期盼民族统一与进步的良苦用心.     

自由主义的失语:以《独立评论》(1932～1937)为例的论说

文章通过对19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阵地《独立评论》的研究,阐述19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裁主义倾向,文章指出,原先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如钱端升、蒋廷黻、丁文江、吴景超到了19世纪30年代也纷纷主张独裁,而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胡适也一度表现出对独裁主义的强烈兴趣。最后,文章指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均抱着强烈的工具主义的取向,缺乏对自由价值的终极关怀,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倒向独裁的根本原因。     

论闻一多思想的现代性构建及其表述

民族主义是贯穿闻一多思想始终的红线，体现了他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改造过程中独特的思考和焦虑；自由主义也是其一生的追求，二者于冲突中调适。他这种融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于一炉的思想向不仅与近代知识分子桴鼓相应，而且和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同轭共轨。在其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中有多维的思想趋向和综合表现。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式独裁"

20世纪30年代．为了寻求一种使中国迅速摆脱严重危机的政治制度，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新式独裁”的政治主张。它既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自身政治上的软弱而寄希望于传统的政治强人的间接反映。揆诸实际，“新式独裁”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实现的可能。     

近代学校历史教育中的民族主义

<正>学界划分的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到1949年,凡109年。中国近代学校历史教育史从1904年到1949年,凡55年。^①显然,中国近代学校历史教育史与中国近代史并不完全同步。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学校历史教育史则的确与其并行演化,可谓同呼吸、共患难。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①显然,中国近代学校历史教育史与中国近代史并不完全同步。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学校历史教育史则的确与其并行演化,可谓同呼吸、共患难。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②此等民族主义,既是国人直抒爱国情怀,追求民族独立,争取国权和世界地位的民族主义,也是在摸索中适时地混杂军国民思想和世界主义等复杂元素的民族主义。审视近代学校历史教育     

严复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范式的确立

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阐发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建构了一个囊括政治、经济、伦理和思想言论自由等诸多内容在内的自由主义理论系统。严复在肯定个体自由的终极价值的同时,主张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平衡与协调,认为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二者应有所侧重或有先后之分。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虑,严复主张国群自由优先于个体自由。严复对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两种价值的关怀与思考,表征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即珍视个人自由与追求国家富强的内在困境。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性和个性特色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规定了大致走向,基本确立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范式。     

知识分子与近代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力量,对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德国,这个西欧近代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之一———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家,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知识分子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缔造者与倡导者;是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的主要推动者、宣传者;是反启蒙思想、强权主义的支持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一方面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另一方面又对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及德国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寻求秩序与意义的努力——从平社学人群体建构的原因论及

平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平社学人群体的建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消解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所作出的又一次探索和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是淑世情怀和“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精神的延续,更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变迁与自由主义理念及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共同催生的产物。平社的产生透射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如何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思考。然而,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遭遇决定了平社学人的努力又将陷入新的轮回之中。     

试析胡适与蒋廷黻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胡适以世界大同主义为指导,坚持个人自由与民族复兴并重,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蒋廷黻则以民族危机为逻辑起点,坚持民族复兴优先于个人自由,主张暂时搁置自由主义,在中国实行专制政治.他们各自执持的世界大同主义、民族主义,都形成于留学美国期间,是引发论争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转型,并未重复西欧知识分子以单纯的经济问题和奢侈的化问题为核心的纯理性的化批判路径,而是始终围绕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线的救亡图存问题,以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为依托,以政治责任感为动力来研究,探索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其现代化思想转型所历经的依附－批判－离异－回归的心理历程,影响并规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模式及进程。     

试析胡适与蒋廷黻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胡适以世界大同主义为指导,坚持个人自由与民族复兴并重,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蒋廷黻则以民族危机为逻辑起点,坚持民族复兴优先于个人自由,主张暂时搁置自由主义,在中国实行专制政治.他们各自执持的世界大同主义、民族主义,都形成于留学美国期间,是引发论争的根本原因.     

论胡适苏俄观的演变

苏俄的兴起及社会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受国内外时局、自由主义及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对苏俄始而逐步“趋近”,继而被“强烈吸引”以致一定程度地“激进”与“左倾”,最后终因苏俄政治体制内在缺陷的暴露及其对外的扩张行径,促使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并在20世纪50年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梦想。胡适苏俄观之演变表明：“自由民主”与“公正平等”始终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社会主义始终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构造现代中国历史图景的重要资源,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难以割舍的交错与纠结。     

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及其困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样态解读 ——以罗家伦为个案的剖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任务：作为社会的中坚和政治精英,他们须肩负起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又须承担起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重任。换言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一身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具备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使得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追求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内心困惑与身心煎熬。作为近代中国典型的政学两栖型人物,罗家伦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历程为我们解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30年代自由主义者关于中国政治秩序的一场争论

本文通过对３０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围绕中国政治秩序所展开的争论的分析,认为：独裁论者主张“专制建国”、“新式独裁”,实质上是把“独裁政府”与“强力政府”混为一谈;民主论者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却不敢正视民主政治的某些缺陷;自由主义的特性决定了他们的争论只能限于学理的、法律的范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又使这种学理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功利性的层面而非合理性的层面;脱离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学理争论,是自由主义者一次孤独的呐喊     

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愫

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极为复杂。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被称为“反中国感”的思想情结。他们逆乎“时尚”，对“民族”乃至“爱国”的宣传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关怀决定的。在潜意识的层面，他们是诚挚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意识层面，他们的“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怀却又异乎寻常。这一差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力图超越民族主义，在感情上却始终割不断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寻求鱼与熊掌兼得。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为此所作的积极探索，在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唐君毅论中国近代未能建立民主制度的原因

唐君毅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未能建立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人文精神不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政治是道德的直接延长,只重视政治人物的道德修养而忽视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     

现代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基本内容

现代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坚定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对传统文化充满信心;亦积极儒化西洋文化,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民族主义成为理解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通过对现代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更好地认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心路历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心理路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担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对此，他们的思考、筹划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次递达到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每一步思索都被负着肉体的创伤和心灵的巨痛，特别是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矛盾折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成为贯穿始终的近代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倾注点。     

“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继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理性与科学口号,结合即将兴起的国民革命,又赋予其反帝和维护主权等民族主义意义,并以群众运动为形式。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突出个人信仰的地位,具有反群众运动的倾向;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宗教的合理性予以认可,对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地位予以维护。"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深刻反映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思想的分化。     

矛盾中的思索和思索中的矛盾——论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民族、民主观

陈独秀是一位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几经变化,早期信服民族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推崇宣扬自由主义,五四运动后转向了社会主义。本文探讨的是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由自由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后,他对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重新认识,以及他的思想认识中存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