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唐长孺玄学研究之比较

陈寅恪、唐长孺两位史学家在魏晋玄学研究方面的相同之处在于唐氏继承陈氏以小见大的治学方法,并在不少地方直接承袭陈氏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唐氏比陈氏分析细腻,构建了玄学的理论体系。     

晋宋“文义”与谢诗“玄学尾巴”成因

从曹魏后期到晋宋之际,玄学经历了三个形态的变化。一是曹魏后期的"政治的玄学",二是西晋前期的"哲学的玄学",三是晋宋之际的"艺术的玄学"。以正始为代表的曹魏后期文学创作"有玄无文",以太康为代表的西晋前期文学创作"有文无玄",以陶、谢为代表的晋宋之际文学创作"有文有玄"。谢灵运就生活在"艺术的玄学"的时代,他不仅重"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且重"义",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其山水诗的"玄学尾巴"。     

玄学“本体论”与朱熹的“文道观”

理学宗师朱熹作为继孔子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文论家,他的许多文论思想都与玄学有着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在文道关系方面,他在整合了之前诸多文道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吸收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想,将古代的文道关系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提倡"文从道出"、"文道合一",对我国文论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通”到“无”——从东汉儒学到玄学的理论与实践突围

两汉学术与思想以求“贯通”为特点，主体“心”在东汉儒学贯通天人与古今中的诠释地位突显了出来。面对东汉以来的社会变乱，党人集团道德实践的失败和魏初文人化儒生的生存困境，使长期作为思想潜流存在的道家登上了思想前台。玄学思想家开始探索人与道的逻辑关系而提出“无”本体论，以此寻求一个更优越、更本源的思想与社会立场，从而把握个人和天下之命运，思想范畴也由儒家的“通”转向玄学的“无”。     

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师论著笔记

唐长孺先生遵循历史唯物论原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创造性地使用了“亚洲型国家”的概念,揭示了中国古代的“亚洲型”特征：奴隶社会的奴隶少于自耕农,封建社会劳动者的身份类似农奴.唐先生致力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变化研究,首先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着眼,从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着手,这具体体现在他的“客”研究中.唐先生的学术实践,尊重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继承并发扬中国史学好的传统,坚持科学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受到史学界的认同与尊敬.     

万马齐喑究可哀——析东晋诗坛爱国诗歌的稀缺

东晋时期,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极为少见,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受到强烈冲击,不再成为时代主流思想,其地位被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所取代,玄学严重影响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普遍脱离现实;个人意识和生命意识在大动乱中觉醒,士人理想幻灭,清谈盛行,安于享乐;东晋朝廷的内部矛盾、对外政策及政治经济措施,阻碍了爱国主题诗歌的产生;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诗歌领域的爱国主题在唐宋以前未得到恰当的开拓;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栽道文学向娱情文学转化,诗歌的形式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学团体共同创作倾向的影响等。     

玄学与玄言诗的生成——以“文变染乎世情”为视角

玄言诗的生成,与玄学的兴盛有着必然的关系.玄学的自身演变及玄学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是促使玄言诗出现乃至形成独特风格的前提.从玄学的思辩性与实践性、玄学的边缘化与主流化、玄学的诗意化与诗化三个阶段来考察玄言诗生成的历史进程,并通过对时代与社会的认知,辨析"文变染乎世情"在魏晋时代的特定意义.     

阮籍“咏怀”诗的玄学特征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又是魏晋之际的玄学名家,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既充溢着激越的诗情与灵感,又渗透着深刻的哲思与理性,是作者主体人格、现实感受与浪漫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浓厚的玄学色彩。本文从《咏怀》诗以自然之道观照社会人生,批判否定现实和追求超现实理想几方面论析《咏怀》诗的玄学特征,强调指出了《咏怀》诗所展示的时代和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对魏晋思想文化和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重要影响     

英国“玄学诗”略论

英国玄学诗产生于16世纪末叶,繁荣于17世纪上半叶,是17世纪上半叶英国诗坛的两大主流之一。玄学诗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思想开放深邃,形式自由灵活,意象新颖奇特,对后世英国诗歌的创作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道家哲学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

老庄哲学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代表,魏晋玄学是以解读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道家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玄学家们通过否定道家的"道"而提出了各自的思想本体,因而在本质上是与道家思想相偏离的。重玄学者通过"双遣"的方法,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实现了向先秦老庄哲学思想的回归,促使道家哲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漫卷帘衣延草色欲回春气入书丛--对唐长孺师研究出土文献方法的体会

作者通过对老师唐长孺教授“漫卷帘衣延草色,欲回春气入书丛”诗句的理解,将唐长孺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方法,归纳为“求实察变”.即对历史现象,包括出土文献,特别注意考察其真伪、虚实与正误,进而考察其演变、发展.严谨细心的求实,正是为了对历史真实作出理性的思考,探讨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因此,求实察变才是对唐长孺教授研究逻辑的科学概括.     

两种玄学人生观的碰撞——读嵇康嵇喜的赠答诗

文章通过对嵇康嵇喜兄弟赠答诗的分析 ,认为两人在诗中表现出抗俗避世和顺俗适俗的不同玄学人生观 ,并结合玄学发展的历史背景探讨了两种人生观的成因。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非儒入道的玄学先声——仲长统思想研究

作为后汉三贤之一的仲长统,是魏晋玄学可以追溯较近的渊源之一.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而劝世治平的损益对策体现了深具儒家情怀的弘毅之士形象.<昌言>旗帜鲜明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吸收了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仕途舛蹇的仲长统最终遁入道家境界,其对儒道思想的取舍把握与魏晋玄学存在互动的关联,尽管存在诸多自我矛盾,但是在整合基本思想资源催生玄学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在汉魏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李平心的“生产力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地位

在20世纪50年代末，李平心撰写了18篇关于生产力问题的文章，系统地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尤以其中10篇论生产力性质的论文最为著名，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李平心的"生产力论"，集中阐述了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力，并提出了生产力具有二重性、生产力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生产力能够自行增殖等主张。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视域来看，李平心关于生产力有自己的运动规律的观点，密切联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他对生产力二重性的揭示，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是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他关于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生产力的主张，深化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尽管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也有不足之处，但他系统地提出的发展生产力、遵循生产力规律的主张，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过度相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一种反思，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玄学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陶渊明诗歌风格探源

陶渊明,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田园诗影响深远。为世人耳熟能详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仅表现了诗人平静悠闲、自由自在的目标追求和生活情趣,同时也道出了诗人返朴守真、任性自然的哲理,陶渊明在平淡中饱含着炽热思想感情和浓郁生活气息的诗歌风格,应该说和老、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陶渊明的田园诗深深烙下了东汉“玄学”的印记,形成了朴素自然的特点,创造出一种“静穆”的美学境界。     

玄学美学的四大范畴:“无”、“空”、“玄”、“妙”

“无”作为玄学范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是品位极高的中国哲学美学范畴。它的内涵到２０世纪在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阐释。“空”是无的变体，其本质是“悟空”、“悟道”，是文人所追求的美的人生境界。“玄”作为“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人生体验而进入美学领域。“妙”是“非意象形称之可指”的，是“玄”的另一概念指称，但又不尽相同，它的美学内涵恰与西方的“美”相类，它的出现提高了玄学论美学的品位，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试析赛珍珠跨文化“中国小说”范式

赛珍珠的杰作《大地》描写中国农村家庭近半世纪的命运变迁,以客观的立场展现中国人人性,超越了种族、民族、文化的界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书写世人的生存困境,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架起了理解的桥梁。小说中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土地敬畏意识、儒释道观念等,唤起了中国人的认同感。     

玄思的魅与惑——王弼玄学再探讨

王弼的玄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反思王弼玄学的特点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命运,却提出了中国哲学必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完全抽象的思辨,是否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特具的人文关怀色彩?或者说,过分追求思想言说形式的普遍有效性,是否会伤害思想内容的具体落实性?实际上,如何从普遍意义上重释孔子所身体力行的儒家精神,而又能在现实层面上具体落实儒家的精神,成为了王弼带给儒士解释及实践儒家理想的双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