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歌谣运动与台静农的淮南民歌搜集研究

“五四”歌谣运动的兴起,促成了台静农对淮南民歌的搜集研究.台静农为“五四”歌谣运动贡献了“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民歌资源,他对淮南民歌的搜集研究,不仅提供了七言五句体的民歌范本,传承、发展了明代冯梦龙发现的“桐城歌体”,而且明显地留下了受胡适影响的重考证的学术印迹.他从发生学的角度,通过翔实的考证,探讨了歌谣的起源问题.     

台静农与《淮南民歌集》

1924年8月底,台静农应《歌谣》周刊主编常惠之请,回故乡安徽霍丘县叶集镇收集流行淮南地区的歌谣,达半年之久,共得当地歌谣两千余首,其中整理发表了167首。1971年,台湾娄子匡先生将其中113首辑录成册,取名《淮南民歌集》。这些民歌,充分反映了两淮地区极具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的风俗民情;抒述了两淮地区儿女心心相印、至死不渝的爱情观念;展示了两淮地区人民以歌言情,以歌示爱的纯真表达。《淮南民歌集》不仅具有重要的两淮文化民俗学价值,而且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无法抵达的民间——论《红旗歌谣》的抒情主体性问题

在“大跃进”时期,特定权力意志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其对民歌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使得五四时期对民间歌谣天籁价值的学理研究,在《红旗歌谣》这本被称为“诗三百”的诗集中纯粹凸现为政治运作,由此造成了民间歌谣的本体偏离。《红旗歌谣》中,“民间”的意味丧失殆尽,从而导致了在此基础上的“民间想象”所表达的“大我”抒情主体性的虚幻。     

《歌谣》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现代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人将“歌谣”纳入新文学的建设过程中，对早期白话诗创作和新文学理论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歌谣》周刊也在“五四”新文学建构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学术经历纪程——《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正>世途惊险曾亲历，学术粗疏敢自珍？——《九十自寿》次联约略说来，我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是在1924年的夏秋间。它距离现在将满70年了。那正是轰轰烈烈的，既是政治运动、又是文化运动的“五四”之后的几年。政治、文化两方面的运动各以另一种方式在继续着。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刊行（1922）和收集、发     

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诗——浅析几首古代诗词

初中语文课本第一、三两册,增加了十余首古代诗词,其中大部分是描写祖国壮丽河山的名篇。这些诗词或展示雄浑壮阔的北国风光,或描绘锦绣江南的旖旎景色,是一曲曲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诗。《敕勒歌》是我国南北朝时代,北方敕勒族的一首民歌。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它收入《杂歌谣辞》。《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指北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这首民歌生动地描绘了祖国西     

北大“歌谣运动”发生之初概念辨析

在北大“歌谣运动”中,“歌谣”“民歌”“儿歌”等概念频繁出现,且存在混用的情况。通过分析这些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内在价值,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对“歌谣运动”的影响,也可以明晰“歌谣运动”主要参与者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取向,推进对“歌谣运动”的认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     

台静农与皖西民歌

台静农上世纪20年代回故乡霍邱收集整理了大量民歌,后来选择其中的113首情歌结集为《淮南民歌集》刊印。这些情歌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表现手法看,都具有明显的皖西地域特色,事实上属于皖西民歌。另外,台静农对民歌理论和收集方法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他对皖西民歌的收集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     

天然璞真 气魄雄伟——北朝民歌《敕勒歌》赏析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亦到阴山敕勒川.”这是金人元遗山评品《敕勒歌》的一首绝句.确然,象《敕勒歌》这样天然雄浑之作,不说北朝民歌,就是在整个乐府歌谣中亦是绝无仅有的.诗中肯定了该歌的浑然天成,及其显示出的雄伟气魄,道出了这首歌谣的特质,这对于我们进行赏析无疑是一大启迪.     

钟嵘《诗品》关于谢惠连条疏证

钟嵘未对谢惠连的诗歌进行溯源,因为其诗歌风格尚未定型,承袭关系不明显;他的《秋怀诗》、《捣衣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符合钟嵘的审美理想;“绮丽歌谣”所指问题一直在学术界有争论,通过将谢惠连诗歌与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对比,可以看到他的诗歌既呈现了民歌的风格,又在抒情摹景上有独特之处,因此被钟嵘评为“风人第一”。     

东汉末年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如何解释?

答:东汉是乐府民歌兴盛的时期,其中的一些民谣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最直接、最真实的反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这首歌谣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卷976所录之崔寔《政论》,清代严可均《全后汉文》卷46也曾收录。歌谣的一、三、四句通俗易懂,唯有第二句“头如鸡,割复鸣”有些费解,谁曾见过割掉头的鸡还能啼鸣?解释这句话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这是一首民谣,是劳动人民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是脱口而出的所谓“天籁”。这就不同于具有严密逻     

《歌谣》周刊中歌谣的研究方法及其实践

《歌谣》周刊对民间文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其研究方法也应得到重视。文章对周刊中两种主要研究方法的兴起和实践进行认真梳理,并对产生原因作了初步分析,以期对学术史研究和歌谣研究有所补益。     

最牛“潜伏”者：中共特工李克农

上演“整特务”的好戏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     

北朝民歌考辨二题

本文认为北朝民歌《琅琊王歌辞》八首中,有三首应系凉土“西戎”父老创作的用来歌颂北魏广平王元浑的民歌。其创作年代约在公元471年或此前;有四首系歌颂琅琊王的民歌。《慕容垂歌辞》三首,其中所写非慕容垂与东晋的“枋头之战”,而系慕容超守广固之战事,故其中慕容氏应系慕容超,歌辞应更名为《慕容超歌辞》,其创作时间应为公元409年底至410年初,为南燕人嘲笑慕容超所作。     

《敕勒歌》是祭天之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豪放粗犷,雄健朴质,慷慨激昂。只二十余字．就展现出北方草原辽阔苍茫的风光和古代游牧民族勇健的精神面貌。《敕勒歌》原是鲜卑语,后译为汉语。史载东魏高欢为西魏军所败．使敕勒武将斛律金演唱这首民歌,以激励士气。金代诗人元好问曾赞美它：“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其实,这首《敕勒歌》除了描绘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和草原的自然景色外,也是一首祭天之歌。     

“劳工神圣”、歌谣运动与五四“新悯农诗”的产生

五四“新悯农诗”的产生,既有着中国传统悯农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渊源,又有着新的五四时代文化思潮的强大影响。五四时期蔡元培等人提出“劳工神圣”思想和其主政北大时倡导的歌谣运动,对“新悯农诗”产生具有直接的巨大影响。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把歌谣运动导向深入,不仅提高了俗字俗语在语言中的地位,而且为白话新诗提供了直接艺术资源,推动了“一种新的‘民族的诗”’的产生和发展。五四“新悯农诗”具有一种新的语言艺术风貌,不仅具有新颖的现代语言形态,而且具有一种现代人文关怀意识。刘半农是五四“新悯农诗”的重要创作者。     

余光中《民歌》的背景解读

对余光中《民歌》的欣赏,人们不太会注意到发起于1966年末的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余光中在《民歌》中抒发对民族文化精神强烈的认同感和传承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使命感,虽然不是那场政治运动的传声筒,但也无法摆脱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解读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地解读余光中这首《民黝的思想内涵。     

清代民歌比明代逊色么

清代的民歌继初步繁荣发展的明代民歌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然而,这一客观事实却至今尚未得到公认。之所以如此,除了研究得不够深入、对清代民歌没有引起重视之外,也与明人卓人月的影响有关。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这一论述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但也给后来的民歌研究提供了褒明抑清的根据。如有的论者就以此肯定:“文学史上之绝则可排列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歌了”(张紫晨《歌谣小史》);并进而提出了清代民歌“它在思     

名著之管窥——浅析乐府诗《陌上桑》

<正> 汉乐府,简称“乐府”,是国家设立的音乐机关,职责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整理诗辞歌谣的。汉乐府代表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继承了《诗经》之后,再一次以民歌创作给诗坛带来新鲜的血液,为文人诗歌提供了优秀范例和新的推动力。仅从现存汉乐府四十多首民歌里,其中《陌上桑》要算遗留下来的上乘之作,叙述了一个使君(太守)侮辱一个采桑女(秦罗敷)遭到严词斥责的故事,诗     

再谈《敕勒歌》和斛律金无关

学界近千年来的看法是：《敕勒歌》同斛律金有关。区别在于,在古代,或认为是他“作”,或认为是他“唱”;在现当代,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他所“唱”,只有个别的才认为是他“作”的。上述看法无不出于对史书原的误解、曲解或盲从。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作为旁证,证明“本天然”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同斛律金所唱“慷慨歌谣”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