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和第一位驻外使节。其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夷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严守条约等。郭嵩焘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他的外交思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使国内外环境和谐,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使中国自立、自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不仅促使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而且也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     

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郭嵩焘在充分了解“国情”和“洋情”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 ,这是近代中国理性外交思想的发端。它不仅促发了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上起到了奠基和启蒙的作用 ,而且对于启迪人们认识西方、学习西方 ,加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论左宗棠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清朝末年,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面对外国侵略者的野蛮侵略行径,左宗棠在对外交涉和作战中表现出了强硬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从左宗棠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可以看出,左宗棠的外交思想具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在自强为本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特点。     

郭嵩焘外交思想述论

郭嵩焘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出发，提出了“查理、势而求应付、了事之方”的外交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在“倾诚以外国相接”的前提下，“通知洋务”，寻求“应付之方”；主“和”；制定商法，按一定成案处理中外纷争；严守条约，对教民与当地人民严加管束；慎选使臣等几个方面。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是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对当时局势进行反思的结果，因此也必然具有两面性。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夷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要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这是中国理性外交的发端,不仅促发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而且对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郭嵩焘理性外交思想探析

郭嵩焘是我国近代第一位驻西方的外交公使。鸦片战争之后,在与西方诸国交往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外交思想,包括和戎、以理制胜、以礼待人、平等交往、学习西方、求实轻名等,这些思想充分显示了郭嵩焘的理性外交思维,在清王朝保守封闭的环境中,他的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以“近代著名外交家”闻名于世,其主张开放、向西方学习、攘外必先求自强自富和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思想,是在中国贫弱的历史条件下为控御夷狄、使曲在彼的权宜之计。目的是想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蓄积其势”,以图国家再度强盛。这些观点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时代进步性。但他也忽视了对外来侵略采取反抗斗争手段的重要性,这是错误的。     

郭嵩焘"主和"外交思想探源

郭嵩焘"主和"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其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郭嵩焘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对于世界大势的明察,对于国际公法的了解,对于中外势力的客观对比,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抉择,共同构成一种合力,促使他的"主和"外交思想超越个人的情感而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此,不应给郭嵩焘之"主和"外交思想予以全盘否定.     

理·情·势:郭嵩焘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

郭嵩焘外交思想的“理”、“情”、“势”三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方针。所谓“理”,即以礼待人、以理制胜,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态度;所谓“情”,即考察洋情、知时知己,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所谓“势”,即敌我形势、力量对比,是坚持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策略方针。     

左宗棠与郭嵩焘兄弟的恩怨

左宗棠与郭嵩焘兄弟曾共患难,亲如一家,不分彼此。后来,因为左宗棠主张强硬对外,郭嵩焘主和,左又推荐蒋益澧取代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对郭冷讽热嘲,双方由恩变仇,使郭嵩焘对左宗棠有终生遗憾之感,也显示了郭嵩焘为人的偏执。     

论《左传》"行人"及其辞令特色

春秋时代的特殊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杰出的“行人”。他们以礼义、诚信为工具，运用外交辞令，往往扶危存亡，不辱使命。重要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塑造了“行人”优秀的品格。“行人”的辞令具有3种最基本的特色，即：刚柔相济、善用心理战术和赋诗以明意。随着春秋的结束，战国到来，“行人”失去了他存在的历史条件，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因而“行人”辞令也随之衰落。     

林昌彝与郭嵩焘交游考

在近代诗歌史、诗歌理论史和经学史上,林昌彝都是一位重要人物。特别是他的《射鹰楼诗话》在保留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人的诗篇方面更是意义重大。郭嵩焘更是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位驻英大使,同时在军事、政治方面也有诸多贡献。林昌彝与郭嵩焘之间有过两年的交往,学者对此有所忽略。虽然二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对各自的研究,还是颇有价值的。     

李鸿章与名士郭嵩焘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是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之一。而郭嵩焘则是一名羽扇纶巾的儒士，但二人却相知良深，私谊笃厚。郭嵩焘是李鸿章的洋务高参，李鸿章则是郭嵩焘政治生命的保护人。     

浅谈《国语》和《左传》的异同

《国语》和《左传》是我国先秦时代两部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的著作。二者相比，在思想内容上大体一致，都具有以民为本、崇尚礼仪、揭露暴君丑行和颂扬爱国壮举的思想倾向。在表现形式上基本不同，《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语言风格较为质朴；《左传》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语言风格较有文采。     

郭嵩焘与晚清教案

郭嵩焘以洋务见称,关于郭嵩焘是如何处理和看待教案迄今尚未见专题研究。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概括郭氏处理教案的原则为掌握时机、地方官要知洋情、讲求应付之方三方面。这些原则,依今天的标准看来,仍不失为适宜恰当,但并未见重于时,他个人的挫折其实就是中国处理外交事件的曲折。     

郭嵩焘出使西方的考察和深层反思

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出使期间对西方社会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以此为参照,联系中国实际,对“华夷之辩”、本末之序、人心风俗等和学习西方有关的传统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对中国的求强求富有着独特的、超越性的思想。     

《郭嵩焘日记》（卷一）及其史料价值

《郭嵩焘日记》是研究郭嵩焘本人生活、思想最为丰富生动的材料,共四卷,可分为江南之旅、北京入值、巡访津沽鲁东、重返北京、辞官回湘五个阶段。《日记》内容丰富、具有浓重的学人气息,并且记载细致入微、史料性强。郭嵩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及起居酬接,如对津沽防务的记述、对在京期间交往活动的记述等等,这些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中国音乐史视野中的《国语》与《左传》

《国语》和《左传》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史家多据此两书考察先秦历史。然而,在中国音乐史的视野中,这两部著作同样重要,它给我们呈现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以外的别一番面貌,这就是崇尚音乐、热爱音乐,上层人士具有高度的音乐修养。正是在这个音乐的时代,产生了关于中国音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概念,其影响至今犹存。     

《左传》、《国语》相术预言略论

作为类象思维的产物，相术对较近时间的前景可以部分测知，而对几百年远的情景则难以预见。但这种技术进入《左传》、《国语》等典籍之后，作者必然进行改造，以服务于他的写作目的，于是就与本来意义的神秘技术有了差异。     

论中国铁路事业先驱者郭嵩焘

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大使,在西方国度上亲身感受铁路的便利迅捷,火车带来的国强民富,积极接受西方人士的游说与建议,竭力要求朝廷开拓中国运输新事业,坚决反对沈葆桢拆毁吴松铁路。他依据中国国贫民穷的现状,主张循序渐进兴修铁路,抨击清流派欲借洋款大兴铁路,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铁路观。郭嵩焘顺应世界潮流,热情宣传和鼓动中国兴办铁路,履行了一个先驱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