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朝河朔政策之变——以王武俊谥号用字之争为视角

王武俊谥"忠烈",其三次叛唐的行迹显然不符合此谥号之本意,唐德宗赐谥王武俊"忠烈"乃是出于宣传教化的考虑,希望将身为成德军节度使的王武俊为所有藩镇树立忠君爱国的典型,以期藩镇将领的归化,重建唐朝的统治秩序。另外,也反映出唐德宗对河朔藩镇政策的调整,唐朝西北形势趋于严峻,唐廷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对河朔藩镇进行新一轮的讨伐,只能采取相对缓和的手段,由武力削藩转为招抚、怀柔,甚至是姑息,赐谥王武俊"忠烈"便是朝廷缓和与河朔藩镇关系、维持相对和平现状的措施之一。     

唐后期的军赏运作

唐廷以逾于常时的军赏奖酬军功,加速了"安史之乱"的平定。其后,唐廷为了在藩镇林立的政治局面下维护统治权威,将与复杂政治、军事局面密切关联的军赏拓展为经济利益输送的工具,利用军赏着力建设中央嫡系武装——神策军,并在以"两税法"削弱了地方财权后,倚之加强对藩镇军政的控制。此外,唐廷还尝试以军赏配合政治运作绥靖河朔骄藩,并在强藩坐大时,以其维护朝廷的安全。     

唐易定镇的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河朔故事”研究之二

本文试图从易定镇最重要的两个家族入手,分析易定镇权力阶层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河朔故事”在易定镇的影响.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通过“仕”和“婚”两种手段在易定镇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河朔故事”在易定镇保持影响提供了可能.长庆二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唐廷经常能够决定易定节度使人选,却也往往只是顺势而为.在动荡的历史时刻,形式上由唐延任命的某些易定节度使,往往正暗合依照“河朔故事”推举出来的人选.这或许是唐廷对河朔藩镇社会集团的又一种承认方式.     

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对中央威权的依赖是河朔藩镇进奉的内在原因，其进奉有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河朔藩镇对中央的进奉说明其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对中央威权的依赖是河朔藩镇进奉的内在原因，其进奉有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河朔藩镇对中央的进奉说明其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五代、南宋的河朔农民武装

唐初,随着大量北方游牧民族的内附,河朔成为移民奥区,城傍一直是河朔藩镇的重要土壤。部分城傍则与农民融合为一,从事农业生产,转变成了农民,同时也为河朔带来了尚武风气。唐束黄巢大起义时,一些河朔农民加入了起义军,至五代和南宋初期,河朔农民成为抵御契丹南下的生力军,而河北忠义军也成为抵御金兵南下的主力。在河朔由胡化回归到汉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起了关键的作用。     

唐廷处理降贼官吏的政策及其转变

“安史之乱”期间唐廷处理降贼官吏的政策依据当时的局势而转变。收复两京之前，政策较为宽大，对于争取人心瓦解叛军，有一定的效果。随后以收复两京为节点发生了转变，为了重振中央权威，曾采取较为严厉的政策。乾元元年之后，唐廷迫于形势，重新采取宽大政策。这一政策转变虽然使“安史之乱”得以终结，却也显示了中央的虚弱，为河北藩镇问题埋下隐患。     

旧题新解:唐代河朔藩镇研究——读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

<正>唐代河朔藩镇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宋代,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就已开始,并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具有双重性,肯定藩镇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藩镇是国家的大害。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专门的研究。宋代以后,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前集》,明人洪垣、张溥、李贽,清人赵青黎、沈炳震、赵翼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而明人张大龄的《唐藩镇指掌》、清人华湛恩的《唐藩镇表》、黄大华的《唐藩镇年表》、     

唐《陆逵墓志》考释——兼对大和元年天平军变乱的探讨

出身自中古名门吴郡陆氏的陆逵，其墓志系"逆修"，即为提前撰写。陆逵一生任官较多，最后官至德州刺史，但史籍无考。从其墓志可知，其事迹颇为传奇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他见证并制止了不见载于传统史籍中的发生在邠宁镇与天平镇的两次变乱。尤其是天平镇的变乱——节度使乌重胤死后原郓州牙兵和支郡兵的变乱，实际上是原淄青系藩镇去河朔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可以视为原淄青系藩镇对去河朔化成为中央顺地的反抗。     

浅论唐宪宗平定藩镇割据的策略

关于唐代藩镇割据,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对唐中期的元和中兴,则论述甚少,而对唐宪宗削平藩镇的策略方针更几乎没人涉及,本文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浅陈管见。 1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它直接促使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出现。由于“自安史以后迄于贞元,朝廷多务优容,每闻擅袭,因而授之”,①以致在肃宗时形成了割据局面,到代宗时这一局面就完全固定下来,逐渐形成了魏博、成德、卢龙、溜青、淮西等藩镇,其中以河朔三镇最为拔扈。这些藩镇在自己的区域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     

唐僧圆静与洛阳恐怖袭击案关系考

唐僧圆静,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八十余岁时,因谋划血洗洛阳被捕,兹由50余年前安史之乱时他对唐廷积恨所致。他与安禄山同族,属粟特胡,是史思明的得力护卫。在史朝义发动的政变中,其家属受到牵连,无奈之下削发为僧,并在此身份遮掩下伺机复仇。透过对圆静身份的考察,亦可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表面虽或平静,内里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幽州镇与唐代后期人口流动——以宗教活动为中心

幽州镇是河朔三镇之一,是唐后期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在地理上自成一独立单元。从高僧游历和房山石经题记巡礼碑等反映的宗教活动来看,幽州镇境内的高僧进出是很经常、频繁的。涿州范阳县石经山造经活动很兴盛,在以石经山为中心的地区存在着定期性的人口流动,他们虽然以幽州镇和河朔居多,但也有相当数量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幽州镇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仍很紧密,并未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藩镇特别是割据型藩镇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唐朝两税法在华北的区域化实施

唐朝制定两税法和采取两税三分分配原则的初衷,是要削弱地方藩镇经济实力。但中央的愿望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否接受和贯彻中央这一法令。从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在华北平原地区中央控制较弱的河朔等藩镇仍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略论唐代中原藩镇的演变及其表现

中原藩镇,作为唐代的区域性藩镇集团,其设置最初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为应对危殆局势的重要举措,随后则演变成以遏制河朔割据为核心战略的一部分。由于其自身的因素、各种社会矛盾的运动,以及中央决策因素的制约,使得中原藩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表现迥异,而这可以从它自身的废置、名称与治所的改易、管辖区域的变更以及动乱频度的变化上得到清晰的反映,其发展与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的特征。     

岑参游河朔考辨

(一) 游河朔的时间岑参《送郭又杂言》诗云:“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河朔指黄河以北,当与“河北道”之河北同义。《新书》卷五《兵志》云:“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即指盘踞于河北道的三个藩镇。岑参曾在河朔地区漫游,这是他前期生活中的一次重要游历。岑参游河朔时所作的《敬酬杜毕淇上见赠兼呈熊曜》诗中有“忆昨癸未岁”之句,可以据此定斯游之年。癸未岁是天宝二年,则河朔之游在天宝三年。这与他游河朔时所作诗也是相符的,他在《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诗中说:“一从弃鱼钩,十载干明     

试论唐朝元和长庆间的“销兵”

把唐穆宗时藩镇叛乱、再失河朔归咎于宰臣萧、段文昌所献销兵策，没有根据，而是由政治、军事、经济等深刻原因造成。销兵是唐后期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需要，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统治阶级的普遍要求，故应肯定为正确政策。     

唐代藩镇的历史真象

湖南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张国刚同志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杨志玫教授评论说:“该书提出许多独立新颖的见解,读后令人耳目一新。”现摘录书中“引言”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藩镇,在一般读者眠里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这实际上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五十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不过七、八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古代不是一个贬词,是形容地方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从历史上看,藩镇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唐代藩镇(道)与唐王朝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可以分成如下四种类型:一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其代表是魏、镇、幽三镇;二是防遏型,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多是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虽然时或不听指遣,却仍不失为朝延制遏骄叛的屏障,并非割据藩镇;三是     

魏博镇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

史家认为唐后期藩镇之祸主要因为河朔三镇割据。事实上,唐后期祸乱的主因在魏博镇。一是代宗姑息纵容,致使魏博地方独立化的实现,独立化主要包括地方专制集权和藩兵嗜利集团的形成;二是魏博镇影响其他方镇,为求土地子孙相传,推动藩镇联盟的形成;三是魏博式的骄兵成为左右藩镇,甚至是关乎唐朝存亡的力量。德宗锐意削藩的失败,宪宗短暂中兴的实现,穆宗长庆销兵的破产,朱全忠灭唐终成霸业,均与魏博镇的影响有关。     

形塑合法性:王元逵兴兵泽潞原因新论——以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为视阈的考察

王元逵出兵泽潞的原因历来以杜牧的"仇恨说"为主。然而,一生从未踏足过河北且站在主战立场上的杜牧,对于成德与泽潞的仇恨难免有想象与夸饰的成分。通过对河朔藩镇关系网络的勾勒,我们不难发现藩镇之间因为仇恨而兴起的战争并不多。因为利益的驱使,"转寇雠为父子"的事件却是屡见于史乘。以杀戮田弘正而掌权的王廷凑,其权力合法性有着天然的缺陷。王元逵兴兵泽潞的动因,也应该置于王氏家族谋求权力合法性的延长线上加以考量。     

赵翼论唐五代藩镇问题

藩镇割据是唐五代时期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多次谈到唐五代藩镇问题,对藩镇兴起与演变,藩镇割据原因,藩镇骄兵,藩镇暴政以及历代控制藩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考证、归纳和评述,这些评论对研究唐五代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