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传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叫魂”和“非典”为例

人际传播研究历来被人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更多地关注的是个体之间的人际交流本身,而并不太深究人际交流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而后者才真正有助于人际传播的理论建构。笔者以"叫魂事件"与"非典事件"两个流言研究的案例试图说明,一切人际传播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结构性因素,应当深入剖析。西方学者在人际传播研究中所走的个体主义弯路对该学科领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在人际传播本土化研究的进程中,中国学者应避免个体主义的倾向,要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框架分析与对结构性因素的追问,取得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话语权。     

西方传播学对人机互动的研究及其启示

本文首先搜集梳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人机互动产生后,西方传播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按照相关研究呈现的时间顺序和所关注的问题,将其进行归类与分析,从而对西方传播学界在人际互动领域的研究轮廓与贡献有一个整体的认知,进而把脉其研究规律与趋向,最后,本文探讨了西方传播学界相关的研究对于国内传播学者在人机互动领域继续探索的启示。     

网络中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网络中最常见的传播形态之一。对网上人际传播的需求 ,使网络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际传播也与网络中的其它传播形态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本文对网络人际传播的方式、特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分析 ,并以此说明网络人际传播对于物理世界人际传播活动、人的社会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最后本文探讨了受众和传播者如何利用网络人际传播的问题。     

播音员主持人传播能力概说

传播能力的研究是传播学中一个古老而经典的主题,所谓传播能力,我们也常称为“人际能力”,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和延森定义其为：“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国外对传播能力的定义、传播能力的核心问题、传播能力模式、传播能力的文化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是推介西方的研究成果。目前传播能力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人际传播范围内,关于大众传媒传播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商务传播：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

一年前,上海市教委批准上海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商务传播学"作为市重点学科之一,这是对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思路、视野和领域大有启迪的一个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教学与研究似乎除了"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之外,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其实,西方传播学早就提出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理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传播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     

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闲话传播——基于桂东南L村的实地考察

闲话是乡村人际传播中的常见现象,闲话传播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借鉴西方关于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闲话传播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文章结合实际的田野观察对闲话传播的人际传播属性进行简要阐释。     

亚洲人与西方人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这篇论文简要地勾划了传统上被视为集体主义者的日本人的传播特点 ,提出了研究者所面对的基本哲学问题的重要性。已有的大部分研究基本上使用的都是西方的主要由美国研究者发展出的观点。由于缺少一个建构人际传播能力概念理论的日本文化特性的研究框架 ,限制了人们对日本的传播进行正确的描述和解释。我们需要在应用西方发展出的文化与社会概念 ,诸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两分法之前 ,在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之前 ,先问一问我们进行比较的传播行为是否在文化上有相似性。鉴于日本文化具有“存在”的定向以及界定自我的不同方式 ,那些从事人际传播能力研究的人们 ,需要受到诸如认识论和本体论观点这样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的提醒。如果简单地将在一种文化土壤中被证明了效度和信度的研究工具应用于他种文化研究 ,其结果必然是无效的。在研究者能够开始爱惕克研究之前 ,即以定量的方式考察亚洲人与西方人的传播实践与效果的跨文化差异比较之前 ,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观察型的定性研究 ,以确认人际传播能力的文化爱米克。     

人际情报网络研究综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人际情报网络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国内外许多专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一些企业进行了实践.文章阐述了人际网络、人际情报网络的概念以及人际情报网络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重点分析了企业竞争中人际情报网络的构建和优势,列举了几种经典的人际情报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一些个人对人际情报网络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析和预测.     

人际传播:学科与概念

人际传播在西方已经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支柱分支学科,其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以及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方面都功勋卓著。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际传播始终难以成为一门学科。本文从清理地基——理解人际传播的核心概念开始,探讨了我国在人际传播学科化方面的障碍以及学科化的必要性。     

论我国古代的健康传播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其中有关健康传播史方面的研究更是完全阙如。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依据传播方式、传播载体、传播主体等的不同,对我国古代大量存在的健康传播行为加以划分和归类,分别从人际传播与文献传播、语言文字传播与非语言文字传播、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等几个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古代的健康传播历史展开论述,从而勾勒出一幅我国古代健康传播的历史画面。本文以不同于时下传播学界流行的关注当下、关注实证的现实主义研究取向,将研究目光投向大量的文献史料和前人的传播实践,开辟了从历史、人文的角度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试论广播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场”效应控制

近年,广播谈话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并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目前学界对此从语言学、社会文化学角度的研究颇多,但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的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笔者认为,将广播谈话类节目从人际传播引入到大众传播领域,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与人际传播——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对上海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发展现状,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分析其对个人现代性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正处于过渡阶段;人际传播网络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培养环境;人际传播行为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人际传播网规模、传播网趋同性、异质性、人际传播频率和内容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有显著影响.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罗伯特·E.帕克的符号互动论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理论区隔加剧了传播研究领域的碎片化,传播学科亟需寻找整合性理论,从而能够解释当今数字媒介环境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彼此勾连互嵌的现实。论文作者认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从现代社会传播结构的纹理中寻找良好社会秩序的路径值得关注,尤其是他被后人忽视的符号互动论最具潜力,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阐释和经验研究。基于空间临近与非空间临近、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的区分,帕克的符号互动论隐含四种传播类型：个人化人际传播、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个人化大众传播、非个人化大众传播,四种传播类型编织出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     

人际冲突与人际传播的关系探讨——基于一般系统论的研究视角

在传播学领域里讨论人际冲突与人际传播的关系(以下统称"二者关系"),学者们往往会从功利主义、社会心理学、文化和关系视角入手。但这四种视角未能科学地论证二者关系以及不能揭示人际冲突与构成人际传播的其他要素如何进行互动。一般系统论为我们提供一种科学而严谨的视角,从系统与要素、联系与环境、结构与功能为起点,把二者关系纳入到系统中进行思考与论证,可为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于研究"冲突与传播"的议题具有重要意义。     

霍曼斯与布劳交换理论之比较分析

现代社会交换理论二战后在西方逐渐兴盛流行,对人际传播研究的影响日益深刻,其代表人物乔治·卡斯伯·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和彼得·迈克尔·布劳的结构交换论虽属同一范畴,但它们的理论来源、基本概念、主要观点都有所不同,其研究主题、对社会交换的界定、方法论与实践原则也不尽相同。比较研究社会交换理论能够拓宽人际传播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网络广告中的人际传播研究

人际传播在传统媒体广告传播与网络广告传播中均有体现,而网络媒体则在受众"互动"、"参与"、"分享"上的特色为人际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基础,人际传播改变了网络广告的传播模式。与传统广告传播的大众传播模式相比,网络广告传播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嵌入与整合。本文从传播特征、传播路径、影响作用三个角度对网络广告中的人际传播进行分析。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述评

本文考察分析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总结出2000年以来该研究领域的特点:理论研究意识增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多、学术环境更为宽松等。同时指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研究总量偏少,议题分布失衡,研究方法单一,缺乏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亟需构建本土化跨文化传播教学模式等。     

美国的人际传播研究及代表性理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美国人际传播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划分,并梳理出每种视角的代表性理论。本文认为,美国人际传播研究的视角有情境、能力、关系、过程、规则、功能、文化和心理八个方面的视角。这些研究视角对我国学者从事人际传播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际传播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信息工具对人际传播影响的科学方法论分析

人际传播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而推动人际传播发展的工具,更能在诸多领域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本文通过介绍分析社会发展中几样信息工具的产生和广泛应用,及其对当时社会人际传播方面的影响,分析新工具可能形成的对人际传播的影响规律,从而为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推广提供一定思路.     

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