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机天道思想的变化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天道思想是陆机思想的重要内涵,从陆机的整个思想来看,其天道思想有明显的发展变化。以入洛为界陆机的天道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入洛前,受东吴阴阳变异的神学思想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对诗歌的写作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入洛之后,在玄学思潮的影响和改造下,陆机的天道思想实现了玄学化的转变,对其诗歌创作及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陆机诗学主张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以陆机的“诗缘情”说为例

陆机提出＂缘情＂说,认为诗歌因为情感波动而作,但是陆机的诗歌却往往缺少真情。陆机理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相脱节之原因有二：其一是玄学思想的影响,其二是陆机的功名欲念也让陆机写出了大量缺乏真情实感的应酬之作。     

论王充天论的神学本质

王充哲学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无神论,王充的天道自然观本质上是一种神学理论,与他另一重要思想命定论异名同谓,是命定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王充虽然用天道自然观批判否定天人感应论,但他在天道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了另一种天人感应观。因此,王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思想并未摆脱汉代总体的神学思潮,而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竹林玄学与阮籍诗歌创作

阮籍是竹林玄学的著名学者。他的玄学思想和精神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从而使《咏怀诗》表现出与玄学的内在联系。阮籍是玄言入诗开创期的作家,他的诗歌明显地体现出竹林玄学的性质和精神,是其玄学思想的外化。     

陆机玄学思想浅析

陆机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 ,而入洛后受中原玄风影响 ,其思想和作品中又有明显的玄学色彩。陆机的玄学思想不仅受王弼的影响 ,得以突飞猛进 ,而且在北方士人清谈氛围的浸染下 ,陆氏易学与魏晋玄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玄学思想来看 ,陆机也是时代的先驱者。     

陆机入洛动机及时间重考

陆机入洛事件作为归晋孙吴士人投奔新朝的典型个案,对魏晋易代时期的士人心态影响较大。对此次陆机入洛的动机及其具体时间问题,后世学者多有探讨。在陆机入洛的动机问题上,通过对陆机入洛前后生平事迹、诗文创作情况的重新整理和述析,能够证明陆机在成年后离乡入洛的动机以"应辟"出仕最具可能。在陆机入洛具体时间问题上,重新考辨目前流行较广的各家代表观点之得失,也可以作出更具合理性的推断。     

“人”和“人学”解放的新潮——明代文学新思潮简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际。当社会制度急剧变动时期,礼崩乐坏的结果,使大批学者、作家在不同程度上从反映旧的奴隶制的“天道”观下解放出来,思想得以自由辐射,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文学由此空前繁荣;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第二次在建安魏晋之际。农民战争,豪强割据,导致皇权衰落,神学化的正统思想的权威一落千丈。以孔融、祢衡、稽康、阮籍为代表的玄学激进派的     

董仲舒的附会儒学

董仲舒对于先秦儒学的附会在其对于先秦阴阳学说、道家学说、法家学说的糅合,其主旨是将阴阳五行的思想加入到对"天"的论述中,创造性地将政治力量的本源上归于天,并将这种神学化的天道儒学通过政治力量成为国家与人民的信仰.     

钟嵘《诗品》陆机条疏证

钟嵘《诗品》对陆机诗歌进行了总体评价,但如何理解钟嵘对陆机诗的评语,目前还存在不同的意见。我们结合陆机诗歌创作和钟嵘诗学思想,对《诗品》陆机条重新进行了细致疏证。陆机广泛吸收前代文学精粹,博学多才,开启了西晋绮靡文风。其诗歌受曹植影响较大。陆机诗结构上遵循五言诗的写作要求,内容上重藻饰,词彩华美,感情表达曲折迂回。     

论政治、社会环境对王戎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戎是琅邪王氏家族信奉玄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关于王戎的玄学思想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对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积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消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     

《文赋》的创新说与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赋》提出创新，其创新说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由于坛模拟创作蔚然成风，《赋》并不排斥模拟诗意而更注重辞的创新。陆机则选择与他情感相通的古诗作为模拟对象，在《拟古诗》中进一步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拟作比起原作，情感更为复杂深沉，同时一改古诗的质朴而表现出典雅华美的特征。     

曾几交游考略

曾几是南宋著名诗人,他一生交游甚广,其中有吕本中、韩驹、胡安国、汪藻、王洋、韩元吉等人。吕本中、韩驹对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形成有较大影响;胡安国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曾几的思想。通过曾几与朋友唱酬的诗文来考察他的交游情况,有助于更好地理清其诗歌风格的渊源,也为曾几的研究提供更详备的资料。     

论刘基诗歌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兼论刘基、高启诗歌成就之高低

从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探讨了刘基诗歌创作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在元明鼎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刘基诗歌具有＂一代宗师的文学地位＂,与同时代的高启比较,刘诗是士君子言志之诗,高启是文人之诗,两家诗歌,各有千秋,未可轩轾。刘基的诗歌创作于仕元期间,在越诗派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入明后,因其政治地位而影响更著,对有名一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论陆机作品的吴地特色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分析,陆机是第一位在生前身后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吴地作家,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吴地特色,具体表现为:内容上,陆机作品渗透着难以割舍的水乡情怀;风格上,陆机作品在"繁缛"之外还表现出"清新"的另一面;语言上,陆机在作品中运用了吴语和吴韵。以上三点表明陆机在创作过程中或隐或显地受到了吴地文化的影响,吴地文化已深烙于他的生命之中。     

从《文赋》看陆机的文学创作主张

陆机的学创作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赋》之中，其中追求“物、意、”的高度是其推崇的最主要的创作原则，为此他主张学创造要取法自然、汲取经典，力求达到“意物相称”；主张“尚巧贵妍”追求艺术形式美，实现“辞逮意”；主张“意、”创新，反对雷同。研究陆机的创作主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

周济提出"寄托出入"说,并提出著名的"词亦有史"的观点,同时,周济追求"归诸中正"的雅正美学风格,周济词学思想向儒家文艺思想的回归是很明显的。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既是在清代的时代背景下,推尊词体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词体的消解。     

阮籍赋体创作思维考论——由与张华《鹪鹩赋》之关系及阮籍的赋创作作时契入

由于阮籍与张华<鹪鹩赋>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辨前者之全部赋作的内在联系,发现阮赋及其赋体性作品<大人先生传>的创作始末,恰与司马氏从开始篡权到定局之年限相一致;由<东平赋>作时考辨发现阮籍后期"不与世事"、谨慎自保实为苦闷待"时"的真相契入,其将自己宏大人生追求境界寄托于赋体创作,以赋体创作作为其较为直接的、现实时代社会理性批判的重要武器,可见其"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乃赋体创作思维.     

“寄言出意”与“以理化情”

阮籍诗歌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儒家“比兴”的方法已经不能解释他的诗歌。这是因为外在严峻的政局,阮籍不能直抒其意,造成了他的诗歌结构的封闭性。他采用“寄言出意”言说方式,运用与当时流行的道教有关的语汇,构筑了一个象征的世界,使他的诗歌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现实在他的诗歌中,大多是记忆的醉片,并不是写实的,而是为诗歌中的哲理服务的。因此,造成了阮籍诗歌和儒家“比兴”解放方法的错位。这是阮籍诗歌难以理解的重要原因。     

试论金庸《鹿鼎记》的颠覆性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金庸以佛家＂无色无相＂的手法和勇于自我否定的勇气,彻底颠覆了此前构造的江湖文化和＂侠＂文化,而这种颠覆性创作反映了他对人性、创作、＂侠＂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反思,使得《鹿鼎记》达到了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