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政府责任与制度变革——基于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的调查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然而,进城农民市民化在中国却仍是一个障碍重重的缓慢进程。本文从流动与市民化、社会保障权与内在市民化、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障权利获得三个逻辑点出发,分析了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并提出,以社会保障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权利的公平获得是内在市民化的本质和关键,也是市民化最核心的命题。基于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的典型调查,通过Logistic回归和交互分析,本文对影响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责任与制度变革的视角,提出了改进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获得的制度建设。     

进城农民的"农民市民化"意愿考察——对武汉市782名进城务工农民的调查分析

本文是就进城农民对“农民市民化”的意愿进行的一个实证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一个户籍或身份变化的问题,相对于户籍和社会保障而言,进城农民更关注的是到城市是否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较合理的收入水平。同时,调查发现年纪较轻的进城农民及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者在城市就业及生活非常自信,他们并不十分在乎目前的身份,但认为应该获得市民权,且更愿意在城市定居。论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原经济区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机制的现实思考

中原经济区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通过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创新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了农民就业增收;通过降低户籍门槛、加强住房保障,让农民在城市留得住。但是,由于目前中原经济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较弱,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不高,同时,资源利用方式不当和土地制度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进程。因此,应通过建立农民自愿退出农村机制,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机制,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定居机制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必须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目前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缺陷和不完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滞缓 ,形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为了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应深化现行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建立统一、开放的用工制度 ,实行本地人和外地人平等用工制度 ;改革教育制度 ,赋予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力 ;切实推进包括进城农民在内的所有非农人口的社会保障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进城定居选择行为研究——基于多项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学界对农民进城定居选择行为的研究存在影响因素差异较大的不足。"投资—收益"理论认为农民迁移决策受农民个体因素影响,因此从农民这一微观视角对其进城定居选择行为进行实证研究,能发现影响农民进城定居选择的关键因素,即农民进城定居选择行为受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农户家庭的经济社会特征和农户的心理特征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职业教育何为

2014年9月12日,对于中国2亿多的农民工来说,一个利好的消息让他们振奋。这一天,《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正式出台。其中,“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一个基本论调。国家为进城务工的农民“量身打造”了就业创业、劳动权益保障、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在城镇落户、房屋租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为亿万期盼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带来了“福音”。     

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问题探讨

文章从分析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的原因入手，剖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影响，进城农民与城市市民政治、经济、受教育的不平等地位，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的障碍。文章认为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毕竟是大势所趋，因之，必须寻找出进城农民转化为新市民的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的让进城农民"入户"就能解决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根本原因,但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缺乏、农民工个人素质的低下、城市高昂的成本等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市民化进程。本文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分析市民化的阻碍因素,从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文化服务、农民工教育培训、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建议。     

进城务工农民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有无子女"、"与城镇当地居民相处情况"、"是否接受就业、职业培训"、"进城务工与谁在一起"、务工收入等因素对进城务工农民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无子女"的留城意愿高,与城镇当地居民相处越容易的留城意愿越高,接受就业、职业培训的留城意愿高,务工收入高的留城意愿高,与子女在一起的留城意愿最高。据此,要增强进城务工农民留城意愿,必须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教育问题,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力度,积极推进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提倡和鼓励农民"举家进城",进一步提高进城农民务工收入水平。     

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成本

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在于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公共服务又必然涉及相应的财政支出。为合理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必要对城市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政成本进行测算。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区域划分和规模大小分别测算不同地区大中型城市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年人均财政投入,并以之推算出2014年—2020年农民市民化的地方财政成本增量、流量和总量。由于农民市民化财政成本具有动态累积性,并非一次性支付,在达到稳定状态前必然导致地方财政压力会逐年递增,为缓解资金来源问题,仅靠土地转让的一次性收入必不可取,应建立统筹人口、土地和财政政策的“人—地—财”挂钩机制,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财政成本压力。     

大学生社会保障: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外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大学生一般是成年人,父母没有抚养的责任;大学生要学习,没有自我生存的时间和精力;大学生的户籍已经迁离原籍,无法纳入原来的城市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学生的生存权利实际上没有任何制度保障.有必要构建和完善大学生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大学生的基本生存权利.     

由《同乡、赈灾与权势网络——旅平河南赈灾会研究》看灾荒史研究的人文转向

在灾荒史研究中,与灾荒救治有关系的民间赈灾组织备受关注。《同乡、赈灾与权势网络——旅平河南赈灾会研究》一文通过由在京的豫人精英等发起成立的旅平河南赈灾会切入河南1928年灾荒史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更多关注人际关系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它把旅平河南赈灾会看作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而成的网络,这张网络,由旅平河南赈灾会所承载,覆盖了整个活动区域,在赈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流动人口同乡组织问题探析

同乡组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流动人口的情感归属、利益维护和应对社会排斥的需求,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认同感和排他性,对社会秩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如果应对不当,同乡组织则有出现黑恶化的危险。本文对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同乡组织的生存状态、面临困境及社会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率分析

最低生活保障是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援助,它维护的是全体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的产物,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保障追求的目标,过分的公平会引起效率的损失。通过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率分析得出,由于制度特征决定了最低生活保障具有较强的效率性,从而也有利于公平的实现。     

梁启超、陈独秀社会发展观比较——从新民与新青年出发

梁启超、陈独秀都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二者在启蒙国人的路径上又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较二人倡言的"新民"与"新青年"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他们对社会发展观认识上源与流的差别,这种差别也最终促成他们同途殊归之结果.     

论社保基金追偿权

现行立法对社保基金追偿权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社保基金的安全运行。不同法律关系中的社保基金追偿权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应当采用不同的追偿方式,分别适用不同的时效期间。统一社保基金追偿权的行使机构是防止社保基金追偿权被消极怠用的内在要求。扩大社保基金追偿对象的范围是确保社保基金追偿制度顺利实施进而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     

乡下人进城后的双重困境——解读不同时期进城的“乡下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下人形成一股迁移的潮流纷纷进入城市,因此,他们与其进入的城市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他们生命价值的体现与受挫理当是值得关注的文学内容。纵观五四至今近百年来小说家们对乡下人进城后生活的书写可以发现,乡下人进城后,仍然没有摆脱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即使是在新时期,他们也很难被城市真正地接受,他们的生活仍然是举步维艰。     

农民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应该覆盖的对象

目前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权利，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为非农职业者，他们同样面临城市职工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国家有义务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意义重大，却存在一些障碍性因素，但只要转变观念，深化制度改革，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是绝对可行的。     

从旅平河南赈灾会看同乡组织在赈灾中的作用

在1929年河南灾荒救济中,旅平河南赈灾会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不仅督促政府积极赈灾,还以灵活的方式将社会力量动员起来,使赈灾活动得到了广泛支持。     

社会保障权之可诉性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按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可以要求国家积极保障其过上享有人类尊严的基本生活的权利。作为社会权的属性决定了社会保障权应主要依靠通过立法机关积极的立法来达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该权利的司法可救济性。承认社会保障权是一项权利,国家就有义务满足权利人的合法要求,保障权利人社会保障权的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具有学理上、国际法上的依据,并为一些法治国家司法实践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