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观对构建和谐家庭的意义

王少华在《中州学刊》2008年第4411／1发表的《中原“孝悌观”的产生及其文化内涵》中指出：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是建设道德体制的根本。它要求将“孝梯”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本质需求,并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来,贯穿国家、社会、家庭等的多维系统中发挥长效作用。温家宝总理看望95岁的季羡林先生时,季羡林先生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总理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     

张浩画中有清气

看张浩先生的画,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的画中有一种“清”气。在中国人的语言世界中,“清”是一个非常日常化的语词。我们讲清茶一杯,讲“益友清淡”,讲“作品供清赏”,带有平淡、自谦的意思。“清”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高的界域,“何必诗与竹,山水有清音”。清,是自然的美质,也是人心清澄透明的美质。     

“我的爱，却是绝对的白色”

“我的爱，却是绝对的白色”——浅论杜国清的爱情诗孙玉石读我的老朋友美籍台湾诗人杜国清先生的诗，已经是几年前了。总有一些话想讲，都因为杂事缠身，未能如愿。这次，杜先生把他的部分爱情诗，精选出一本来，准备出版，以飨读者。他将自己用电脑打好的厚厚一叠的清稿...     

文化的酒

初识李亚南先生是在滁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的会议上。他是明光市委常委、明光酿酒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来的都是文化人,自然话题也离不开文化。当主持人宣布李亚南先生讲话时,只见从众人中站出一位细高挑个儿的中年汉子,脚步带风地走到主席台一侧的发言席上。那神态,透着一股夺人的气势。自然,他一开口就讲“老明光”。 或许是对企业的深情,或许是对明光酒的珍爱,抑或是对自己事业的执著,亚南先生开口便如湍流飞泻,行云弄风,激越飞扬,先声夺人。他说,白酒都是无色透明的液体,为什么有的好卖,有的不好卖?这一问,略嫌突兀,题目看似很小却又很大。正当听者愕然,他却自己做了回答:那就看你酒中的携带的文化含量。     

中国需要真诚的文化自觉

乐黛云在《文史哲》2008年第3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构》中撰文指出：中国人长久以来,强盛时以“大国心态”傲视他族文化;贫弱时,或自卑投降或演变成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因为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一种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和种子。但是,一种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它还需要发展,需要开花结果。传统失去了创造,     

从庄子的“混沌与知”出发——冯友兰先生对道家思想诠释的一个视角

冯友兰在建构其“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时,发挥了《庄子》中“浑(混)沌”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将之与其自身哲学的阐释联系起来,并以此说明道家哲学的特点,并在随后的《中国哲学简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强调了新理学体系的相关观点。冯先生认为,要想达到“混沌”的境界,是不能通过“去知”实现的,“知”是通向“大全”的必由之路。冯先生晚年讲的“后得的混沌”正是从“哲学史”的视角对其早期观点的发挥。     

登琅琊台

记得还是上中学时,在李白的卉风“秦王扫六合”中,读到这样一句诗：“铭功会稽岭,聘望琅琊台”。诗中讲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自己在琅琊台等处立碑刻石歌功颂德。也是在琅琊台,秦始皇亲自送别了欺骗自己,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去大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这个旷世英雄被一个小小的方士大大地耍了一把。     

话说寻根旅游

“在我们的家谱里,明明白白记载着客家人的祖根在河南的河洛一带。”这是全欧客属崇正总会会长张醒雄先生在河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要问客家人哪里来?客家人来自黄河边,就是指河南黄河和洛河相交汇的一带。”这是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会长肖光麟先生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祭祖大会上讲的。     

“2-6模型”与“800年周期”——一个可能的世界史叙述角度

“2-6模型”的基本概述是:世界史每800年可以被视为一个阶段,每一阶段前200年为冲击期,后600年为繁荣期。在为世界史建立某种“体系”方面,西方有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周期说”,斯塔夫理阿诺斯、斯宾格勒、雅斯贝斯等也都有自己相应的学说;中国则相继有吴于廑先生的“三次游牧大冲击说”和赵林先生的“四大历史形态说”等。但这些学说都因为预设了过多解释性“理念”而难脱不够客观之嫌。“2-6模型”则是基于时间模式的描述性而非解释性模型,旨在提出一种更客观的世界史叙述角度和史料组织方式。     

是什么成就了严凤英

我在省艺校学习时,和现在省团的“五朵金花”是同届,不过她们学的是表演,我则学的是演奏,学扬琴。她们用喉咙发声,我是用琴弦发声。已故的杨荫河老师常勉励我:伴奏就是伴演员而奏。而且要伴得和演员“合二为一”,不能分道扬镳,更不能“喧宾夺主”,不能“自我表现”,老师讲得还深刻具体,一定要“死”到演员里头去。要耐不住这种寂寞,那就干脆作独奏演员,再不然就改行。以后杨荣跃老师还讲:要爱心中的艺术,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喧宾夺主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吗?这些话语气很重,我永世忘不了。谈到这些,老师们     

有文化差异的地方最美丽——美籍学者赵启光访谈录

2005年的夏天,《对外大传播》全体出席,与刚刚从世界汉语大会上归来的赵启光先生开了个十分热烈的座谈会。也许因为启光先生对科学和哲学有浓厚兴趣,因而无论多么浪漫的表达,都让人感到他的思考具有敏锐的穿透力。他说:“中华民族在南北交错对立融合中,产生了无限的生命力。”他说:“没有精神文明为基础的物质文明是建在流沙上的高塔,会在社会和自然突变前荡然无存。”他说:“有人担心,文化全球化会对中国‘弱势文化’不利,其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何弱之有?” 1982年,赵启光赴美国留学,1987年在马萨诸塞州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受聘于美国卡尔敦大学,创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并任美国卡尔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当赵启光在世界汉语大会上朗读着自己创作的《中华文化铭》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所有在场的汉语教学专家和与会代表都陶醉了。赵启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放弃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的根就断了。赵启光先生的文章在互联网上也一直炙手可热地被转载着。自从赵启光先生与《对外大传播》座谈之后,我们就等待着读者与他见面的时刻,今天,终于有机会将本文与“对外汉语教学”特辑一同推出。     

《交流学十四讲》连载之四 跨文化交流(二)

“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 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 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 的一项开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诸位专家学者撰 写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 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 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对外传播精英人物 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 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 交道的人员,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 特选取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本期刊载的是该 书中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林戊荪先生撰写的篇章。     

非常“另类”的苏雪林《日记卷》

一　前言称苏雪林先生的《日记卷》非常“另类”,主要是就日记的出版与日记的性质而言。第一,它是在苏雪林先生一百零一岁,记忆力已大半丧失之下,完全不记得自己几十年来记了些什么内容,而糊里糊涂答应出版。厚厚的十五册,四百余万言,在今天出版界流行轻薄短小的时代,确属“另类”。所谓糊里糊涂,是指苏先生从小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她常说自己的记性不好,日记不过是私人的档案,生前当作备查之用,死后一把火烧掉,没有丝毫保留的价值,这一意思她曾在《三十年写作生活的回忆》中说过:“因为自己的记性最坏,便是别人记得比较明晰的儿时事迹,我也模…     

卦象:哲学性与艺术性的符号——刘纲纪《周易美学》述评

由于《周易》本是一本讲占筮的书,《易传》又试图给它作一种系统的解释说明,所以,在古代乃至到了现代,一提起《周易》就难以拂去由于其保留有由巫术而来的神秘观念和迷信色彩。在刘纲纪先生看来,千百年来对于《周易》的研究,总的而论却正是发展了它的神秘主义、甚至迷信色彩的一面(包括大陆八十年代“周易热”中出现的所谓“预测学”、“相面术”、“算命术”、“风水学”等一类伪科学书籍),而掩盖了它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光辉。比如对被西方视为“东方神秘主义”的“图象语言”(黑格尔说是“图画式的概念”)——“卦象”的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我要讲5个年份,首先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巨大的街头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     

谈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既然能长期存在,就有其产生的根源和滋生的土壤。产生好人主义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错误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误认为“党内斗争”、“改造思想”、“坚持原则”等,都是“左”的东西,都不能用了。谁要是再讲这些,就是“左”的影响没有肃清。另一个就是“多栽花少栽刺,留条后路给自己”的私心作怪。遇事“怕”字当头,怕坚持原则得罪人,怕丢朋友,丢选票、丢位置,甚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交流学十四讲》选载之一 如何发表好演说和讲话

“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首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与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来说,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其中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     

《交流学十四讲》连载之二 如何发表好演说和讲话(二)

“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一项开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其中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     

地缘政治博弈下俄美信息战中的媒体角色

现今,俄罗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发起的信息战攻势下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并充分利用媒体、媒体法、情报进行反击。地缘政治的博弈已经从过去以战争为主,变为如何在战争前后讲好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缘由,美国干脆称之为：讲好战争故事。无论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如何利用自己的媒体平台巩固国家利益成为关键,在冷战时代所形成的的西方制裁的神话正在破灭,建立自身应对信息战的防御系统、团结国际任何希望和平发展的力量、占据国际舆论的制高点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瓦解西方制裁的关键。     

关于针对性的断想

什么是针对性?大而化之地讲,针对性就是特殊性。所谓做宣传要注意针对性,就是说,要注意对象的特殊性。加强针对性同“以我为主”不是一对矛盾。加强针对性不等于“迎合读者”、“迁就读者”,而要抓住读者的特点做工作。“以我为主”讲的是立场和原则性。世界上任何国家做宣传都以宣传自己为目的。但要使宣传产生好的效果,就必须加强针对性。每个人说话总是要看对象,不看对象等于白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对外宣传不讲针对性,则等于白宣传。因此,可以说,针对性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