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和血泪书写真、善、美的客籍诗人——任钧论(下)

1937年以后任钧的诗充满了抗日激情和批判精神,表达了对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渴望,揭露了重庆大后方的政治黑幕,也彰显了其认同"国防文学"口号的立场和限度。新中国成立以后,任钧在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纯朴的爱家爱乡的客家精神的导引下,爱国激情被再次点燃,创作了很多情绪激昂的颂诗,并继续延展着中国诗歌会的诗魂。任钧的诗作也存在"以力伤美"等艺术缺陷,但瑕不掩瑜,不懈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品格使其成为一个著名的用生命和血泪书写真、善、美的客籍爱国诗人。     

任钧的诗论

<正> 在我国三、四十年代诗坛上,任钧是一位活跃的诗人与诗论家。他原名卢嘉文笔名有卢森堡、森堡等。一九○九年十二月生于广东梅县隆文乡文普村。中学时代,任钧就对诗歌创作发生浓厚兴趣。一九二九年秋到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曾留学日本。虽然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远在东瀛,但由于他是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的成员,而太阳社的成员,当左联成立时,全部参加了“左联”,所以他在东京也成了左联的一员,与叶以群、谢冰莹等人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一九三二年九月,他和蒲风、穆木天、杨骚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几十年来,他在新诗园地里辛勤地播种耕耘,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出版了《冷热集》、《战歌》、《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战争颂》、《发光的年代》等诗集。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任钧从三十年代初起就从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一九四六年曾集成《新诗话》一书出版,奠定了他作为诗论家的地位。     

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殷夫诗作《别了,哥哥》简析

今年二月七日,是左联五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发表任钧同志的这篇文章。任钧是我国老一代诗人,曾参加太阳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革命文学团体。现在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征军和他的诗(附征军简单年谱)

我国左联作家诗人征军是一位值得大家怀念的诗人.他是海南省琼山县演海镇成美村人.征军原名施继仕,常用名施启达,征军是笔名.他从小喜欢文学.1932年他年仅19岁,就到上海法学院学习.参加了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组织的中国诗歌会(诗歌研究会),参加编辑出版《新诗歌》旬刊、月刊,随后就参加了“左翼作家同盟”,是当时新诗歌运动中相当活跃的人     

试论新诗歌派与新诗歌运动

由穆木天、杨骚、蒲风、森堡(任钧)等发起,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诗歌会(下简称诗歌会),是“左联”领导下致力新诗歌运动的团体。诗歌会《缘起》表明,它的崛起适应了“九一八”事变后“急雨狂风”的时代要求,并受左翼文学大众化的直接推动;它不满于诗坛的“沉寂”,不满于新月派、现代派为代表的“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的“洋化”和“风花雪月”的倾向。诗歌会正是在与新月派、现代派对峙的背景下开展新诗歌运动,并形成新诗歌派的。     

论任钧的诗

任钧,初名森堡。一九○九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原籍广东梅县。作为一个诗人,今天知道他的人不太多了,但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他却是一位活跃于文坛的很有生气的歌手。他曾为我们写出了《冷热集》、《战歌》、《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发光的年代》(最初出版时名《战争颂》)、《任钧诗选》(作者在一九四六年以前写作的诗歌选集)、《十人桥》、《新中国万岁》等诗歌集予以及其他许多散见于当时报刊杂志的诗作。此     

中国诗歌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

<正>一九三二年九月，“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在上海诞生了。发起人为穆木天、任钧、杨骚、蒲风等。骨干作家除发起人之外，尚有王亚平、温流、柳倩、杜谈、石灵、关露、白曙、袁勃、寒衣、田间等。他们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     

"中国诗歌教学、诗歌研究"大家谈

中国是诗歌大国,诗意的生活方式曾经深深植根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我国传统文化中比较优秀的成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古典诗歌作品中。过去由于受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方法的制约,诗歌鉴赏常常陷入误区。当代诗歌曾经唤起了一代人政治上和艺术感觉上的觉醒。然而,市场经济对诗歌创作者的侵蚀以及网络环境下大众心态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使当代诗歌创作和诗歌教学陷入尴尬境地。许多诗人离开了诗坛,一些网络诗歌充斥着语言污染和精神颓废。当代诗歌在遭受质疑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文学史上李白、杜甫等优秀诗人及其经典诗歌作品?最近几年整个中国诗坛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诗歌教学怎样操作?对高考作文中用诗歌答卷是否应当作出限制?就此问题,笔者采访了部分教授、专家(以姓氏拼音为序编排)。     

“五四”诗歌革命兴起的主客观原因

中国白话新诗兴起于光辉的“五四”时代。诗歌革命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诗歌革命的兴起,既有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也有诗歌本身发展的原因。中国诗歌发展到“五四”前夜,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是一个有着光辉诗歌传统的国家。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有过极其光辉灿烂的时代,而且中国诗歌毫无愧色地曾经达到了世界文学和世界诗歌的高     

关于诗歌建设与理想--兼论海子、顾城诗歌意义

文章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视角,历史客观地分析文化工业中中国先锋诗歌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认为诗歌的理想建设在于诗歌本质的回归,在于心灵的陈述。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焦虑与超越——以萧纲《咏内人昼眠》诗为例

对《咏内人昼眠》文本呈现的性别意识以及叙述角度的分析,展现了萧纲在诗歌表达上的焦虑——意图“新变”却无法摆脱传统影响。梳理了历代描写妻子的诗歌,论述了以萧纲诗为代表的梁朝咏妻诗是对传统诗歌类型化妻子形象的超越。     

徐子苓诗歌发微

徐子苓为清朝重要的文学家,诗文兼工,尤雄于诗笔,著有《敦艮吉斋诗存》,其诗学杜,诗风鸷悍,内容则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揭示了晚清社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与悲凉以及自身生活的困苦与挣扎,同时也表现了诗人不乐仕途却爱交游的率性、真诚的一面。《敦艮吉斋诗存》为徐子苓自定稿,影响深远,后世对其评价极高,因而也奠定了徐子苓在诗坛上的地位。     

文化接触、民族认同与秦诗的发生

秦诗指春秋时代的秦人之诗,包括传世已久的《秦风》十诗和出于地下的石鼓文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等韵文,其总体气象激越而苍凉,笔致沉静而灵动。在秦人不断＂周化＂的过程中,秦诗获得了发生的契机,并随着秦人总体文化水平提高而不断发展,至春秋中后期其文学水准和价值达到顶峰。具有显著礼乐特质的春秋秦文化是秦诗发生的基本文化语境,持久的文化接触和华夏民族认同则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从燕卜荪的复义理论看中国诗歌

燕卜荪的复义理论,揭示了文学语言内涵的丰富性,而中国文论上一向提倡韵籍含蓄,认为语言可以包含多重歧义,因而从燕卜荪的复义理论来看中国诗歌,亦有许多可解之处。     

“神韵说”的渊源

王士禛作为康熙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不仅在歌创作上标举神韵,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理论,这套理论成为当时的主流诗学,其门人和弟子将其概括为＂神韵说＂。＂神韵说＂在当时指导了一批诗人的创作。＂神韵＂是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积淀的独特的艺术品质,是一种追求缥缈、自然、清远、典雅的美学倾向。＂神韵＂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标准由来已久,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严羽的《沧浪诗话》都对＂神韵说＂的最终形成和系统化有重要影响。     

主述位理论在英汉诗歌赏析中的应用

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特殊的一种文学形式,其语言具有鲜明的节奏性和音韵感。用主述位理论对两首英汉爱情诗歌的主位选择及其推进模式的分析对比,发现主位推进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话题,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进而更好地领悟诗歌主旨及其意义,并初步研究了主述位理论在英汉诗歌文学对比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杜浚与屈原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浚最尊屈原,认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缘嗔而作"的优良传统,而屈原之后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也无不是"缘嗔而作"的.屈原自称其诗歌乃"发愤以抒情",即杜浚"缘嗔而作"说的理论根源.在杜浚看来,"风骚"传统的核心是"真",凡是继承和弘扬了"风骚"传统的杰作都是"真诗".他洞察诗坛积弊而忧患诗道遂亡,乃睥睨一世、疾言厉色地诋诃昧者,振臂大倡为诗首要在于"真"的"贵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