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非“七子”复古对立考论

众多学者在论著中把"前七子"的复古作为"台阁体"文学的对立面来看待,把"台阁体"文学的最早代表认定为杨士奇。然而,对明代学者关于"台阁体"文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个系统考察后我们发现,明代"台阁体"文学应该起源于宋濂,明代的文学复古也源于明初宋濂等人的"台阁体"文学,只是到何、李时期达到高潮。"台阁体"文学不应作为"前七子"复古的对立,而应看成明代复古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合理理解"台阁体"文学以及明代复古运动的历史,我们必须立足于文献,澄清和修正目前学界对于"台阁体"与"前七子"关系认识上的部分偏误,并对"台阁体"进行一些翻案。     

北宋“台阁词派”命名与论析

宋代是中国古代词作发展的黄金时期,开宗立派意识强烈,词派众多,而以台阁文学为基本范畴的＂台阁词派＂并未得以建立。＂台阁词派＂作为统治阶级控制下的官僚词臣创作的特定文学流派,是有别于市井、民间、江湖文学的文学创作模式,＂台阁词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价值。     

“台阁体”不能等同“馆阁体”辨析

明代从永乐到弘治这一百多年间,文坛上占着主导和主流地位的文学形态是＂台阁体＂。有关它的诸多问题没有得到当今学者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即如它的称谓也存在着偏颇的看法：把＂台阁＂等同于＂馆阁＂,＂台阁体＂等同于＂馆阁体＂。事实上,明代的＂馆阁＂和＂台阁＂的指称有着明显的等级和地位差别,二者之间不能等同和相互替称;且考察＂馆阁体＂和＂台阁体＂在明、清两代用法的演变,可以看出,把以＂三杨＂为代表的诗文文学形态称之为＂台阁体＂,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习惯性共识。     

抗挣与重构:文风转型期茶陵派艺术精神

论题:茶陵派研究 答辩通过日期:2003年5月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以成化、弘治年间的茶陵派为研究对象。明代台阁体文学发展到正统年间,渐趋式微,当时文坛不少作家对其文风进行了批驳和纠正。以李东阳为宗主的茶陵派在此文学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创作和理论引导文学时尚,盛行一时。茶陵派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衔接“台阁体”和“前七子”的过渡流派,担纲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对台阁体“啴缓冗沓”诗风纠偏起衰的同时,又为“前七子”的复古理论奠定了基础,扮演了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崇雅复古——明代诗人王越的创作趣尚

王越是明代的台阁重臣,其创作虽一定程度上受到台阁诗论与创作的影响,但他强调“浩然之气”,追求道与古人相合,并随着个人生活环境由台阁转入边塞,其诗歌创作也明显具有了向儒雅文学复归的特征。     

刘崧与浙东台阁文人

洪武时期,以刘基、宋濂为代表的浙东台阁文人在政治上处于被打压、被排挤的地位,与此同时,江右派代表刘崧仕宦之旅则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以雅正标举,以清平廉慎为精神风貌的江右文学升格为台阁文学,成为明代台阁文学的重要成分.     

"欧学"与明初台阁文学

永乐以来形成的台阁文学以欧阳修为典范,通过"欧学"的确立,全面突出了欧阳修的历史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台阁文学的基本范畴.欧阳修成为集政治风范、通经学古之学、文史之才于一身的典范作家,其六一风神也成为台阁文学的精神榜样.     

成为文学盟主：李东阳的制度优势、身份转换和文学运作

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一位颇具心术和文术的台阁重臣,其文学盟主之路与官位上升同步。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以入阁预机务为标志,然此前亦有较长的苦闷守望期。延承“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李东阳不仅写作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的工作文体,还广泛写作一般官员和士人的通用文体。而耽溺诗歌创作与唱酬的癖好,又让李东阳突破了一般台阁作家的“馀力为文”意识,标志着文坛领袖由政教重臣型向“风流儒雅”型转换。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是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人联盟手段。这对确认台阁体、茶陵派的“半自觉”性质和台阁文学的制度背景、身份意识等有推动作用。     

致广大而尽精微——徐伯鸿等《国家意志与文学复古》的学术追求

《国家意志与文学复古》拈出"国家意志"一语,是最大亮点和创新所在。通过对"国家意志"流转的描述探讨明代诗文的生态,为被简单化、概念化倾向笼罩的复古思潮研究涂抹了一笔亮色。又从明初朱元璋的诗文好尚讲起,剖析了朱氏奠定的文学观念上的"祖宗之法"和台阁重臣对于"祖宗之法"的初步实践。详细辨析了"台阁体"和"馆阁体"的不同内涵及演化过程,使"台阁体"的内涵更加明细。     

宋濂与“台阁体”关系新探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明前期文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历来争议颇多。根据宋濂的“台阁文”观念、“台阁文”创作以及台阁体作家对宋濂文学的接受,并结合“台阁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重新审视此论题,可以推断,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受政治身份影响;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前期作家并不推崇宋濂,因而他对“台阁体”的产生只起了间接引导作用。天顺以降,台阁体中、后期作家一致推崇宋濂文章,他对“台阁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永乐以来明代阁臣地域分布初探

阁臣是明代一个特殊的官僚群体,在明代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对阁臣所在籍贯的整理,发现他们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分布的地域性特征。分析这种地域性分布特征,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明代政治的理解,同时也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内阁“清沿明制”辩证

满清入关以后,在中枢机构设置上沿袭了明代的内阁制度,但"沿明制"并非清代阁制度渊源的全部。清代内阁有其自身内部机构的制度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的文馆,由文馆而内三院,再由内三院发展为内阁。或者说,清代内阁是后金政权自身机构的发展与明制相结合的产物。     

明代宋诗选本论略

明代宋诗选本现可考者约有十五家。它们虽是对时人过度轻视宋诗的反驳,但也没有超越崇唐抑宋的时代风气,在选诗标准上多持以唐存宋的态度。明代宋诗选本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宋诗文献,成为清代宋诗选本的文献来源之一,对清代宋诗复兴起过重要作用,但作为文献又有诸多缺陷,给清代选本带来不好的影响。     

明代阁臣群体构成的主要特征

明代阁臣群体是皇帝身边比较特殊的一个高级辅政官僚群体,他们的入阁与在阁、他们的籍贯分布与履历、他们的入阁年龄与任职时间以及他们的关系网络等都呈现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了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机理,也对明代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明代相权不予内阁

明朝在朱元璋废丞相制后，决策中枢与行政间出现脱节，于是产生了内阁制。内阁的职责主要是“票拟”与调和，阁臣受制于皇帝和司礼监的批红，不能拥有丞相的权力。有明一代，相权不予内阁，成为官僚集团的软熟保守、宦官的擅政专权以及阁部之争与党派之争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腐败的集中体现，它加速了明王朝走向崩溃。     

刘基与宋濂交游考

刘基、宋濂只差一岁,同为明朝开国文臣,彼此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因道德文章结为好友,入明后则成患难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相重＂的典范。     

论明朝的两大辅政系统——内阁与宦官

明朝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原本应该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及文书机构,宦官服侍皇帝及嫔妃的生活起居。然而实际上内阁与宦官利用其特殊条件,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处于了辅政地位,两方势力的发展与抗衡对于明朝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梳理明代滇云文脉,填补地方文学研究空白——评孙秋克教授《明代云南文学研究》

孙秋克教授的《明代云南文学研究》以正统文学（诗文）为主体,以新体例对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发展和重要文学现象、基本特点进行了分析论述和理论概括,梳理了明代滇云文脉,明确了明代云南文学在全国大格局中的基本地位。云南传统文学崛起于明代,一代文学家以地域色彩浓郁、人文底蕴深厚的创作成就,成为我国明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