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异化与能动剥削:基于养成式综艺内部粉丝数字劳动的质性研究

Web2.0时代以来,云计算、物联网等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网络信息交流的变化,线下的政务服务、教育购物、娱乐追星都逐渐开始被网络世界代替,网络社会的诞生使得对于受众的研究开始摆脱传统"受众商品论"的框架,转入更为宏观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数字劳工"研究,其中不仅包括网站建设者、游戏产业"玩工"、字幕组工作者,还包括在养成式偶像培养模式下为了偶像的发展无私奉献金钱、时间、精力的粉丝.在这样的娱乐产业模式下,粉丝的社交关系、个体情感、情感付出都被劳动化与商品化这一过程甚至比传统劳动产业中的劳动剥削更为醒目,本文将视角放在养成式综艺网络粉丝社群内的数字劳动现象,关注粉丝劳动背后情感如何被商品化,运用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分析数字劳工在粉丝群体中的呈现以及粉丝在其中的主体性建构.     

劳动异化与劳动同意:互联网数字劳动的价值二重性辨析

信息社会劳动生产的扩大化,使得数字劳动广泛存在于数字资本公司、互联网平台零工、非雇佣形式的产销者等领域,并且在技术、资本和消费文化的感召下呈现出劳动方式娱乐化、劳动时空泛在化、劳动剥削隐秘化等非典型"劳动异化"的特征,成为劳动同意缔结的前提.在平台"去异化"策略和劳动者主体性回归的感召下,劳动异化与劳动同意并存于平台与...     

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社交媒体“受众劳动”论争的核心议题

延续大众媒体时代的"盲点之争",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劳动之争的核心议题是"受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这场论争已经发展成为相当复杂的理论辩论。为了更好展现社交媒体"受众劳动"论争的全貌,论文在厘清此次论争各方观点的基础之上,从"劳动价值论是否依然适用"、"社交媒体价值来源于受众劳动还是其他"、"受众是被剥削还是文化参与"三个维度梳理和分析"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这一社交媒体受众劳动论争的核心议题。     

从"兴趣"到"劳动":数字时代的新型职业业态——以网文写手为例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介入和改变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力量,改变了传统的工作场域和劳动形态,也催生了新的职业群体.网文写手作为数字时代一种新型的职业业态,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工人群体,他们以一种"自愿的、愉悦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生产劳动之中.网络文学平台既是他们的"游乐场"又是"社会工厂".互联网促成的合作带来了新的剥削,平台方通过资本复制与弹性雇佣贬低了写手们的劳动价值,不断转型升级的网文产业也在日益挤压着写手们的生存空间.网文写手作为网文写手"金字塔"式构造的底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是常被忽略的群体.探究网文写手的劳动实践,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新型劳动形态,或许有一些启示意义.     

劳动作为联结——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期乡村文化传播实践的研究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期乡村的历史实践,本文梳理了"合作性劳动"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两种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方式,提出了总体性的劳动观。本文认为至少在理论层面,回归劳动,将劳动作为媒介,或者传播方式,可以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建立一种沟通机制。秉承总体性的劳动观,可以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建立一种整体性的劳动关系,从而打破社会的分隔与僵化。     

结果的合理和道德的合理——《创业史》中对小生产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互助组、合作社为组织单位,以梁生宝们为具体带头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建立了小农经济,并且在思想观念上激活了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在过去几年的历史中,因为农民阶级的"无产"而被压抑,直至土改将"无产者"变为可能的"有产者",耳濡目染的土地阶级和富农阶层的生活方式便自动为贫雇农提供生活的理想模式。这就势必与以农业合作化为途径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冲突。在《创业史》中,柳青分别用将"土地情结"转换为对增产的欣喜和道德的力量这两种方法,顺利化解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就让农业合作化道路在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身上获得其合理性。     

信息化社会生产与数字劳动异化——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劳动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奴役劳动、以商品统治人等种种隐藏的资本剥削逻辑,旨在为实现人的自由、扬弃异化以及实现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统一做出科学批判和理论解释。《手稿》及其异化劳动理论迄今仍然可以作为解释和认识当下信息化社会生产中"数字劳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切口和方法论。本文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接点",对当下"数字劳动场域"的资本奴役进行媒介批判考察,以期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视角对数字时代的信息生产和传播中的"异化"做出解释,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媒介批判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中找到"弥合"的可能。     

从“剥削”中突围：数字劳工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再陌生化

随着对数字经济理解加深,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问题受到国内外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数字劳工是一个牵涉广泛、相当复杂的问题包裹(package),但当前许多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落脚点较为单一,多集中于"剥削机制"分析。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工作"(work)和"劳动"(labour)这两个重要概念被杂糅,导致"剥削"分析的泛化和随意化,并遮蔽了一些可能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议题。因此,有必要从"进入"和"绕行"两个方向出发,对数字劳工的现象和概念进行"再陌生化",突破旧"套路",发现新问题。     

大寨干部不脱产与个别老总不写稿

在大寨人的经验抑或精神里,有一条是干部不脱离劳动.他们把此上纲上线为本色,如果哪位干部脱离了劳动就是忘本,就是脱离群众.这条经验在农业学大寨时非常时髦,在农业不学大寨时仍"余毒"甚广,被不少行业和部门视为宝典,起码在大寨人看来,仍然是甄别干部好与赖的标准之一.当年陈永贵凭着优秀出众的劳动当了基层干部,后来到了中央,头上仍然裹着白毛巾,仍然把带头劳动视为光荣.只要一回大寨,就加入劳动的行列,有时候不进家门,直接上地头.     

重新看新闻媒体和其从业人员间的劳动关系——以《劳动合同法》为出发点

今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将于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部法律(最早于1996年开始纳入国务院立法规划)在历经"暂时搁置"、"重新启动"、"公布草案征求意见"乃至"四次审议"后,终于在第十一个年头得以与国人见面。     

被遮蔽的主体:重思劳动理论范式下的粉丝定性问题——以微博“控评”为例

全球不稳定劳工的涌现与资本主义新危机的起伏,使得“重返马克思”成为当下西方学界思考社会问题的新路径。此种研究视角下,社交媒体被描述为充满剥削的“无墙工厂”,而粉丝则被视为被资本压榨的“数字劳工”。本文以微博“控评”为案例,从受众劳动、商品化、情感异化三个维度管窥和反思西方“数字劳动”等术语在理论旅行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契合度与合理性问题。研究认为,尽管数字劳动等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粉丝研究视野,并有效避免权力结构与不公问题滑落到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外,但由于缺乏对本土化情境适用问题的考量,忽视作为具体个体的粉丝主体性意识、情感的复杂结构以及社会性互动的深层意义,对新媒体时代作为亚文化社群的粉都与资本、偶像、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也缺乏深入考察,因此,将粉丝简单地定性为数字劳工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本文跳脱剥削范式与结构主义的窠臼,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数字化时代粉丝平台及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多元路径。     

被历史记忆抹去的“摇篮”

正值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之际,来自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读来却使人格外沮丧.素有新中国电影摇篮之誉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偏在这当口消逝了:占地28公顷的老厂区已有21公顷土地被置换了出去,90%以上的艺术人员被解除了劳动关系,整个长影厂被扒拉得"像一个工地,遍布着白色的垃圾袋和砖石瓦块."     

浅析K-pop偶像与粉丝互动中的情感劳动

对于K-pop偶像来说,具有出色的唱跳能力只是维系与粉丝之间关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必须做好"偶像该做好的事",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偶像的情感劳动搭建起与粉丝的情感连接,粉丝们基于对偶像的情感,付出自己的情感、劳动和财富,而这种粉丝们认为的情感支持构成了偶像产业的重要利益来源。即偶像的情感劳动被资本征用,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生命的沉重

人心背向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法刚一落地,便被不少企业视为"洪水猛兽",想出种种"新招"规避。对于这些,我并不认同。     

妙笔生花 源于“比较”——读郝斌生的《北方郭木匠与南方高师傅》

拜读2006年7月8日河北日报一版"燕赵论坛"刊发的署名评论--《北方郭木匠与南方高师傅》(以下简称《北》文),共鸣顿生,似乎这也是自己许久想发的感慨.文章通过郭木匠与高师傅在劳动态度、劳动行为、劳动成果等方面的比较,很自然地推及到南北方人的思想差异,观念分歧,其中优劣一目了然.此处很快被中宣部阅评,正说明了这是一篇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和社会效果都很好的评论文章.     

重访劳动:数字时代劳动议题的再陌生化

随着对数字经济理解加深,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议题不断受到国内外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然而,数字劳工本身又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皆牵涉广泛的复杂包裹。当前许多相关研究的视野受限,存在对概念本身无节制地滥用。因此需要对数字劳工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应用进行梳理以厘清个中关系。此外,当前数字劳动存在概念的模糊与边界的矛盾性,其揭示了传统没有被纳入价值生产领域的受众劳动,但在解蔽的同时又遮蔽了“非物质”“免费”之外更为重要的雇佣劳动形式,故提倡以数字时代的劳动来作为总体性的概念。     

海宁车水号子

车水号子又名"哈头歌"。属在农耕文明中产生的劳动号子的一种,是海宁农民在车水劳动中产生的劳动型民歌,在海宁、海盐等地流传。上世纪初,江南地区农民种田靠人力车水灌溉。车水是一项大型的集体劳动,单家独户难以胜任,故当地农民采用自愿换工的办法来进行。但换工必须计算劳动数额,即水车运转次数。其办法是:在车、轴轮上各做一个记号,当运转时两记号相缝为"一哈"。车水时,逢哈即唱,一问     

“注意力众筹”与“新闻众筹”:媒体平台化中的数字劳动

媒体平台化是新闻业在平台经济下的新形态。运用数字劳动相关理论对今日头条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媒体平台化趋势下,尽管媒体平台保有新闻业本身的特征,但无可避免地移植了平台的资本积累逻辑,且前者已呈现出被后者裹挟的趋势。具体体现在"注意力众筹"与"新闻众筹"的生产模式中,即新信息技术对用户进行的"超级全景监狱"式监控与数据利用,运用技术赋权、情感劳动动员、奖励机制鼓励创作等策略进行数字劳动动员,从而实现对低偿劳动的普通用户们隐蔽的剩余价值剥削。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进行批判,意在呼吁社会保有对新事物的谨慎态度,促进平台经济良性发展。     

鼓点声声响太平——万荣花鼓

"万荣花鼓"是流传在山西南部黄河岸边万荣县境内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在晋南地区的河津、浮山、稷山、翼城、闻喜等县境内也有流传。由于涉及地区广,又被人们称为晋南花鼓。相传,"万荣花鼓"的祖籍在安徽凤阳。凤阳人于明朝初年外出逃荒卖艺,才把"花鼓"传入万荣。在万荣,经过当地劳动人民的加工改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搬上了舞台。     

流动的媒介化生存:平台劳动中的移动交互界面——基于“送外卖”的田野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平台劳动"送外卖"为经验个案,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考察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交互界面如何构建外卖骑手的平台劳动及其城市流动性。研究发现:其一,移动交互界面模糊、互嵌甚至消融了网络赛博空间、城市实体空间以及能源物质空间的感知边界,人、信息以及能源的流动被整合并常规化为"送外卖"的空间流动秩序,外卖骑手在多元空间的流动中言说并实践着他们与平台、算法之间的关系模式和利益逻辑。其二,基于位置数据的自我追踪铭刻了外卖骑手在城市网络中的流动轨迹,互联网平台经由移动交互界面的数据可视化实现了对外卖骑手城市流动性的规训,但骑手亦能够通过"地方化"的流动轨迹与这种规训作微观抵抗。其三,作为数字接口的移动交互界面在外卖骑手与城市流动网络之间提供了"接入"与"断开"的选择,骑手们围绕平台权限、利益得失与个体记忆所展现出的协商、犹豫和阐释,揭示了他们对城市流动的风险评估与意义生产。作为技术媒介,移动交互界面将平台劳动形塑为一种流动的媒介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