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

中国宗藩制度是一种维系周边族国关系的古老制度。中韩宗藩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与周边族国交往史中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中日甲午战前，中国与李氏朝鲜之间沿袭已久的宗藩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出现严重危机，以致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而全面解体。本文研究解体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以及中日朝三方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对朝鲜干涉及中朝宗藩体制的瓦解

随着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入侵,中朝传统的宗藩体制受到冲击,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对朝鲜的干涉。在此情况下,“精明能干”的袁世凯就被清政府选为对朝鲜干涉的代理人。本文就清廷加强对朝鲜干涉的原因、袁世凯对朝鲜的干涉及朝清宗藩关系的瓦解等方面进行分析。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对朝鲜干涉及中朝宗藩体制的瓦解

随着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入侵,中朝传统的宗藩体制受到冲击,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对朝鲜的干涉。在此情况下,“精明能干”的袁世凯就被清政府选为对朝鲜干涉的代理人。本文就清廷加强对朝鲜干涉的原因、袁世凯对朝鲜的干涉及朝清宗藩关系的瓦解等方面进行分析。     

“朴定阳事件”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

19世纪80年代，朝鲜被逼打开了国门。随着对外交住的增多，朝鲜的自主意识开始增强，近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并要求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活动。然而，朝鲜当时尚为清朝的薛局国。清王朝出于东北边疆安全的考虑，需要以朝鲜为屏障。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清朝开始调整传统的中期宗藩关系，以加强对其控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在“朴定阳事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政治、礼制与科学:宗藩视域下的清代中朝交食测验与救护

日月交食在中国古代具有特定的科学和社会意义,其救护仪式也是重要的礼制活动.随着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入,日月食的预报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科学的进步不但对礼制产生了影响,在康雍乾时期交食的测验与救护也被清朝广泛用于国家治理和宗藩管理当中,成为重要的政治运作工具.中朝双方交食测验与救护活动的长期互动,反映出宗藩体系下清鲜关系的嬗变,以及双方在政治、礼制和科学等方面的内外角力.     

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

清代中前期，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演变暗含着两层内容：其一。该司法运作政策的演变暗示着清朝在藩部属国政策上的某些变革，即对藩部实行着统一政策。而对于属国仍实行传统的宗藩政策；其二，该政策的演变同时也体现出清朝对属国的司法运作既不同于近代国际关系上两个平行主体之间的运作，也不同于近代殖民政策下属国的司法运作的特点，它是古代东亚世界里一项特殊的司法体制，既体现出宗藩体制下清方对属国的不平等性，又体现出封建时代天下观下清廷对自身司法权利认识上的缺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前期中朝宗藩关系下司法运作演变的探讨。对这一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从中揭示出这一体制所反映出的法律内涵。     

朴定阳出使与美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认识

1887年底,朴定阳作为朝鲜驻美国公使出使美国。围绕着朴的出使,清政府和朝鲜产生了众多矛盾,其实质就是关于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作为朴出使国的美国,美国政府不知道怎么对待这种宗藩关系,表示"搞不懂"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最终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决定仅仅按照条约行事,不干涉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朴定阳事件"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

19世纪80年代,朝鲜被迫打开了国门.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朝鲜的自主意识开始增强,近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并要求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活动.然而,朝鲜当时尚为清朝的藩属国.清王朝出于东北边疆安全的考虑,需要以朝鲜为屏障.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清朝开始调整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以加强对其控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在"朴定阳事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晚清中缅宗藩关系对西南边防建设研究的启示

在清王朝的对外关系中,中缅宗藩关系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清王朝对西南边界的划分一直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领土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其西南边防建设也成为一种摆设、形式。然而,在近代以来,因为英法的入侵,清王朝在加强自身西南边防建设的同时,也开始力图维持中缅宗藩关系的存在,从而成为缅甸抵抗外来入侵的坚强后盾。晚清中缅宗藩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对于西南边防建设的研究不无启示。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贞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

宗藩政治是一种带制度化了的政治。就性质来说,它是封建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 它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学说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运用,是三纲中封建君 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它是从“中国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大一统关系演 化而来的,是一种封建的政治联盟。它是一种自然的“礼节仪式的关系”,“儒家化了的国家关系 体现”,通常是通过朝贡制度来体现的。它在文化方面所体现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向 慕钦佩,因此它又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为纽带的东方国际社会秩序,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前期各国 的附庸国和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 绵延很久的宗藩政治在鸦片战后遭到了瓦解。１８９４年甲午战败,中国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 是宗想政治彻底瓦解的标志。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崛起,抛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政治,但 是这种以馒略奴役亚洲各国为目的的殖民强权政治同以儒家伦理学说建立起来的宗藩政治不可同 日而语。     

晚清宗藩体制的终结对"洋人的朝廷"形成的影响

先秦时开始萌芽、产生的华夷文化观,历经汉唐宋明各朝代,到清朝形成了完备的“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恋意识.近代以后,这一包含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体制开始解体,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作为制度层面的朝贡制度终结,而作为心理层面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观念,直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才被恐洋媚外的心理所取代,在晚清统治集团和民众的心理上才彻底终结.于是清政府执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针,在政府机构设置、政策上均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影响“洋人的朝廷”形成的内在原因之一.     

论中朝两国间最早的谈判贸易--兼及明惠帝的对朝政策

15世纪初叶，在国内战争压力下，明朝政府积极发展中朝两国关系，派遣使团进行了首次境外大宗官方贸易。中朝两国就马匹的价格、数量、质量和交易方式进行了成功的商谈，使此次易马具有了明显的商业特征，为明代中朝贸易提供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论中朝关系及中国的作用

中朝作为友好邻邦,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中国对朝政策一直以来维持着一种战略平衡的关系。但随着中国全球战略利益的要求,中朝之间这种地区利益的关系与中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撞。中国今后的对朝政策面临着逐步调整的战略必要。历史的相似性、安全上的依赖性、经济贸易的现实性,要求中国在对朝政策上,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目标与路径。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试论燕行使臣对中朝文化交流的贡献

早在清朝以前,中国和朝鲜就有了以朝贡为基础的连贯且系统的文化交流。康雍乾三朝时期大量“燕行录”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以燕行使臣为切入点最能揭示朝贡体制下中朝文化交流的轨迹,燕行使臣对促进中朝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巩固了两国的宗藩关系;经济上促进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思想文化上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     

中朝话语标记语“什么”与“ ”的语用功能对比

话语标记语是指没有实质性语义或者实质性语义丧失,用于谈话中,使上下文关系明确,说话人主观意图得到有效表现的插入语。话语标记语方面的研究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课题。本文以中朝日常会话中的语料为基础,从语用的角度出发,对中朝话语标记语“什么”和“ ”的语用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一条线"外交政策下的中朝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制定了“一条线”外交政策。在此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虽然在六十年代经历一段波折但继续平稳发展、与韩国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仅仅是民间往来上的松动,中国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继续延续其旧有政策。中国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是由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鸦片战争前英国散商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冲击

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实行一口贸易管理体制后，受到了西方“自由贸易”势力的冲击。在对华贸易中通过鸦片走私逐渐发展壮大的英国散商为了打破垄断、争取自由贸易，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逃避和抵制广州贸易体制的管制和约束，实施了对广州贸易体制最猛烈的冲击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