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焯的“沉郁”说与浙西词派的“醇雅”、“清空”理论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长期以来被认定为"常州词派后期词论的重要著作",他的"沉郁"说也被视为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观点,这种看法与陈廷焯词学思想发展的实际并不相符。尽管陈廷焯的词学思想经历了由浙西词派向常州词派的转变,他的"沉郁"说也有一个由初期提出到后期完善的过程,但他始终没有完全否定乃至彻底抛弃浙西词派的某些理论观点,他早年所服膺的浙西词派的"醇雅"、"清空"理论仍然惯性地存留下来,成为他"沉郁"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弄清楚这一点,对完整、准确、深入地把握陈廷焯的"沉郁"说乃至他的整个词学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装蒜”“一屁股债”考源

假装糊涂或装腔作势为什么称为"装蒜"?债务多为什么说"一屁股债"?这是大家颇感兴趣但又找不到答案的难题。"装蒜"最早写作"装酸"。"酸"有假装斯文、装模作样的意思,后人因不知"酸"有此义,故写成了同音字"蒜"。口语中表示欠债时,与"债"搭配的动词往往是"背""负""拖""拉"等词,"背""负""拖""拉"的对象总是在人身后。语言中常用"屁股"指代身后。为了表达的生动,从笼统的"身"移就到具象的"屁股",就有了"一屁股债"的说法。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萌发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正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梁启超提出了"少年中国"、国粹派提出了"古学复兴"等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梦想和主张,这些口号、梦想和主张涉及到民族复兴的主体、民族复兴的目标、民族复兴的力量和民族复兴的途径等有关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孙中山、梁启超和国粹派并没有明确使用"民族复兴"一词,并把它与"中华民族"结合结起来,从而清晰地表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涵义,这也是我们把他们提出的口号、梦想和主张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萌发"的重要原因。     

京都学派及其哲学实践

京都学派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成果,其成立标志着日本近代哲学的开始。京都学派以佛教的"绝对无"或"空"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作为当代东亚思想的重要流派,京都学派积极介入日本政治现实,错误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持。其提出的"近代的超克"和"世界史的重新建构"问题,仍在当今的日本思想界延续。京都学派思考的哲学问题,就时间向度来说,是跨越二千多年佛教教义和教理的继承和发扬问题;就空间向度来说,是跨越东西方的现代性之克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京都学派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不管是对于当今的日本,还是当下的中国。     

“阴”是“荫”的祖宗——兼论“林阴道”与“林荫道”的关系问题

本文针对近期媒体与某些专家提出来的"林阴道"为"林荫道"之误的说法作了批驳,用文字学的造字原理和汉字发展史"阴"早于"荫""林阴"早于"林荫"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苏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林阴道"一词不误。     

简论朱彝尊词论中的"清"美范畴——以《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本文用双向接受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朱彝尊词及词学主张,从其思想发展轨迹和词作风格角度具体论证了其"崇南宋"、"尚清雅"的词学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崇南宋"、"尊姜张"的历史文化背景及以"清空"和"醇雅"两个词学范畴贯穿的词学接受史。     

试辨析同义词“作”与“做”

同义词指的是一组声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包括等义词和近义词。本文以同义词"作"与"做"为例进行辨析,首先从历时的角度深入分析"作""做"两个词的来源,然后从词汇意义、词语搭配、语体色彩等角度来辨析这一组经常被人们混用的同义词。     

清华简《程寤》中太姒所梦“六木”的象征寓意

本文以声训和隐喻等方法对清华简《程寤》中太姒所梦"六木"的象征寓意作了重新解析,认为"棘"指殷商直言箴谏的赤心忠胆之朝士,"梓"指周文王诸子,"松""柏"指爵位之"公""伯","棫""柞"分别指"域""祚"。这些都是与改朝换代有关的政治隐喻。结合周初政治形势,本文对有关简文作了全新解读,认为太姒梦境其实是周初封建诸侯政治蓝图的现实反映。     

《茗柯词》中的兴寄信息解读

张惠言选编的《词选》连同他亲撰的序言作为具有开宗立派意义的词学改革纲领,最终催生了清代词学史上取代浙西词派统治地位的常州词派。张惠言以"比兴寄托"和"意内言外"的词学理论主张开一代风气,被后人尊为常州词派宗主的他在词学创作上也是身体力行,其《茗柯词》存词46首,自觉地继承、践行了比兴寄托的文学传统,寄寓了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底层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论《周易》中“气”的思想

《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经典中一直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学界对于《周易》思想探讨已久、成果甚多,但很少对《周易》中"气"的思想进行系统论述,而"气"的思想在《周易》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的意涵和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从"阴阳二气""精气""气之感应"三个方面对《周易》中"气"的思想进行阐释。     

老子自然之道的“真”“善”“美”内蕴

本文通过对《道德经》的剖析,力图阐释老子所宗尚的"道"实乃"自然之道",或者说一定程度上二者确有同一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老子"自然之道"美学内涵的三个主要特征:以烘云托月的反衬手法揭示"道体"所推崇的"真";以正反两种态度强调与"大道""规律"同一即为"善",反之即为"恶";通过倡导"朴""拙""啬"等观念,突显其反对人为矫饰、扭捏造作的审美追求。     

南渡后“崇正”“复雅”词风的理学文化观照

靖康之后,山河巨变,痛定思痛的南渡君臣开始反思北宋覆亡的教训,在"拨乱反正"、收复山河的时风激荡下,"崇正"思想逐渐影响到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掀起了一场"复雅"的文艺改良运动。同时,在"崇苏"风气影响下,在北宋并非"正统"的苏轼"以诗为词"被抬升到"东坡范式"的高度。在几种思想、艺术领域倾向的激荡碰撞、交织影响下,南宋前期词逐渐形成了"雅正"审美风貌。     

王永庆话说“中国式管理”

王永庆为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办人,被誉为台湾的"经营之神"。他通过50年的企业实践不仅缔造了一个石化王国,更总结出了一套对中国企业有益的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之魂:中华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就是要靠中华民族的"勤劳朴实""止于至善"的精神来办好企业,这也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只要以这个民族精神为"根",经过不断实践和思考,再实践再思考,没有企业办不好的。什么时候企业经营偏离了民族信仰和文化,什么时候我     

关于马克思“消灭哲学”问题研究综述

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不断提到"消灭哲学""终结哲学""取代哲学"的命题,这些思想的提出反映了马克思哲学观的变化。学界对于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这一思想非常重视,研究结论也较多,但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广泛的认可,存在诸多分歧。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哲学思想,正确解读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的实质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依据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提出的文本和背景,对学界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以为学术界阐明该问题提供参考。     

南宋“应社”词的风雅与音律特征

北宋歌词多是侑觞佐欢的应歌之作,而南宋的"无谓之词"多为文人群体追求雅趣而作的"应社"之词。南宋词人在生活中追求"晋宋风雅",不仅常常以作诗吟赏的方式来交友酬唱,文人结社也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吟社成员在精通词乐的基础上,严格依照"音律"填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其他”作为标准词形的历史和语用依据

"其他""其它"只是历史上的异形词,而今天我们应该将"其它"摒弃,因为"其他"一词当中,"他"作指示代词解,此一意义在今天仅有唯一的记写字形"他"。现代汉语中,"它"已无"别的"的义项。所以"其他""其它"在现代汉语中不是异形词,"其他"是表示"别的"的意义的唯一标准词形。     

郭麐词风的尚意回归

被称为浙西词派殿军的郭麐对浙派自身的理论缺陷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严词批评浙派末流严守声律、徒事摹仿、空有躯壳,缺乏鲜活生动的性灵。主张创作要自胸臆间出,表现性情、讲求情趣,以真性情论词,以抒写真性情来挽救浙派之枯寂,以融会通变挽救浙派衰象迭现的颓势。郭麐坚持通变,突破专宗姜夔、张炎的门户藩篱而博采众长,表现出开放博大的胸襟气魄和独立的人格思想。其词风引导词坛重新回归其抒情怡性的本色途径,这是浙西词派内部理论和词风的一次重大嬗变,意义和影响深远。     

战国秦汉政论的“美善”

对于学术论文的文采,是否应当鼓励和提倡呢?考虑这一问题,可以关注古来成功的、有影响的政论的行文风格。被称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子》一书,纯粹是严肃的政论性质。然而《韩非子》论说的新鲜和文辞的生动,却打动了人称"少恩而虎狼心"的冷酷的君主秦王嬴政。此外,王充的《论衡·佚文》又讲了其他的故事,比如:"孝武之時,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通过"文辞"的"美"和"恶",也就是"金玉""瓦石"之别,可以看出"才"的高下,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道光年间词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嘉庆末道光初 ,浙派在江浙词坛继续活跃着 ,常州派是在道光二十年( 1 83 2 )前后才逐渐取代浙派成为词坛盟主的。以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词人 ,继承发展了张惠言“意内言外”的词学主张 ,对浙派谨守声律的创作倾向提出严厉的批评 ,又吸纳了浙派词学中重词格的合理成分 ,创造性地提出了融意格于一体的“寄托出入”说和“宋四家词”论 ,这说明道光年间词学思想呈折中融合的发展走向     

浅析苏轼对词体革新的历史性贡献

苏轼词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诗为词",抒写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表现慷慨豪迈精神或表达人生感悟和哲理。从农村清新风光中,再现淳朴风情。把词推进为诗,且灵活多变,在音律、语言体制上进行创变,使词提升为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其二是"豪放词宗"。苏轼有意识地将词的题材拓宽并打破晚唐以来低沉的词风,表现积极向上,成为"豪放派"的开创者,对词史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