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带薪下海”，凭啥!

湖南省人事厅日前出台的“民企人才政策”规定，公务员可以领取工资补偿，到民营企业上班“如果今后还想回政府机关，只需将辞职费交给原单位即可”。     

“带薪下海”算不算官场另类腐败

既然中央、国务院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既然公务员经商不合法，为什么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允许“带薪下海”的地方政策呢?按照惯例，地方政策总是应该在国家政策和法规的统领之下的。当然，由于各个地方发展的不平衡，这就会出现地方政策的自发突破，这种自发突破     

从“干部带薪下海”看改革的公正性

改革必须遵循政经分开、官商分道的原则，否则所谓的改革将不会带来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倒退。     

公务员条例难管离任官 带薪下海催生新红顶商人

最近。浙江三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吴肖根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涉案金额36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这位在浙江省嵊州市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01年前，曾是该市城关镇的党委书记，还曾有过出任副市长的机会。无独有偶，也是最近，原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徐裕年，退任后当上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因涉嫌贪污公款400余万元，以73岁高龄颤颤巍巍地出现在法庭上。     

当前反腐败的重点是遏制权力寻租

权力腐败是我国当前各种腐败的主导性因素。权力寻租是权力腐败的产物，又是权力腐败最主要的过程和手段。权力寻租阻碍社会发展进程，对其必须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福利腐败”当反！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垄断行业内的“福利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和追问，引人注目。     

工资要涨 更要规范——郑功成教授谈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

公务员加薪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最近，传说北京市正在准备实施一个公务员加薪的“3581”阳光工程，即科员至局级公务员分别可以拿到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月薪。这一消息虽然还没有得到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证实，但北京市已开始对公务员工资、奖金进行规范却是事实。因为中央各部委的绝大多数公务员都在北京，无疑，北京市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改革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全国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为此，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结合行为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归纳出行为的“制度－行为”模型,并运用于权力腐败研究,得到了权力腐败行为发展模型与腐败水平模型。权力腐败行为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腐败水平取决于正式制度因素。     

警惕“腐败文化”蔓延

2003年5月23日的《发展导报》中，李抒望指出，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     

“房妹”事件的反思

"房叔"还未走远,"房妹"又粉墨登场,一家四口各有两个户口,共拥有房产31套,而且多数在经济适用房小区,令人震惊。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制度,是我国重大惠民工程,主要是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但在一些地方,却变异为腐败温床和寻租工具。如近年来曝光的住经适房开豪车、"N连号"事件等,反映了经适房管理的乱象。     

公务员“退出机制”终于“浮出水面”

公务员队伍建立“退出机制”的说法终于首次落到了“纸面上”。2008年12月初,国家公务员局连发《公务员培训规定》、《公务员奖励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三个试行规定,并于即日起生效实施。     

“蝴蝶效应”与教育腐败

教育领域内的寻租现象越来越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它不但导致了教育领域内的资源损失,甚至还存在着蝴蝶效应,可以引起比“多米诺骨牌”更强的连锁反应,导致教育领域内出现更多的寻租和创租者,最终导致教育腐败。     

“逐公权而谋私利”——腐败及其民间心理认同浅析——兼谈腐败的成因及反腐败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其中政治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尤为严重。近年来腐败涉及的面和程度有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的趋势。究其根源，一是缺乏对“公权”的必要和适当的限制与监督，“逐公权而谋私利”存在并蔓延；二是腐败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广泛的民问心理认同基础，且二者紧密相联系在一起。要真正把腐败控制在一定限度，或者说消除腐败，制度建设和道德自觉当然是顶重要的，但清除腐败的民间心理认同基础也不容忽视。     

“身份权”寻租探折

身份权寻租的经济根源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造成社会成员就业岗位和收入福利的稀缺,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政治生态畸形的严重后果,解决身份权寻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使党政机关的机构人员编制法制化,让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充分发挥作用。     

“身份权”寻租探折

身份权寻租的经济根源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造成社会成员就业岗位和收入福利的稀缺,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政治生态畸形的严重后果,解决身份权寻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使党政机关的机构人员编制法制化,让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