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洛阳水席的起源与特色

通过分析洛阳水席的形成原因,阐述洛阳水席的构成和特色;针对当前洛阳水席现状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突出非遗特色、挖掘文化内涵、制定水席标准等开发策略。     

爱与天涯

1到洛阳旅游。游览龙门石窟,她哭了。游览一河之隔的白园,她哭了。游览白马寺,她哭了。吃洛阳的水席,她哭了。原因是,那一年他去洛阳出差,到了龙门石窟他给她发短信,为她讲龙门石窟;到了白园,他用短信为她讲白园;到了白马寺,短信里,他为她讲白马寺;吃水席,他也给她发短信,为她讲水席如何好吃。短信密而勤,读得她喜而乐。那一年,他和她正在很深很深地相爱。之后分手。而今,已成天涯。     

唐五代书院考略

书院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关于书院的起源,一向有较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民办书院起源于宋代,有的认为起源于五代。近年一些学者在明清地方志中发现了不少唐代民办书院的材料,并将其与《全唐诗》中的书院相对应。于是,民办书院起源于唐代说甚嚣尘上。笔者研究这些材料后认为:明清地方志中书院起源于唐五代的记载都不可信。就可靠的史料而言,目前只能说作为学府的民办书院起源于宋初。一、唐代原始文献中的书院研究唐五代的书堂及“书院”,今人多使用明清时代的地方志。其实,考证唐宋时期的书院,应以正史及唐代原始资料为据。以…     

洛阳饮食文化初探

名城悠久的历史、适宜的气候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洛阳独特的饮食文化。洛阳饮食文化主要呈现在以各色各样的水席、汤羹、面条、小吃、肉食为主体的物质层面和以汤文化为主体的精神层面,集中展现了洛阳饮食的味喜中和、制作精细、地方风味浓郁和饮食的普惠性等特点。     

洛阳水席与河洛饮食文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饮食文化追本溯源,几乎可与文化源流同步。文化的地位决定了饮食的地位,而文化的地位又取决于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达的社会经济,才能产生发达的文化,发达的文化又必然地孕育了发达的饮食文化。因此,饮食文化又从一个侧面,集中地反映了该段历史的经济文化特质。河洛饮食文化是指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包括伊、洛、檀、涧诸河）这一地区产生的饮食现象,“洛阳水席”则是产生于洛阳地区的一种筵宴。该筵宴因其洛阳地方风味浓厚加上道道菜不离场水和流水般的上菜程序而被人们誉为“洛阳水席”…     

侠的起源诸学说批判

在侠的起源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截至目前,归纳起来,大致有七种说法,即侠起源于士说、侠起源于刺客说、侠起源于诸子说、侠起源于民间说、侠起源于原始氏族的遗风说、侠起源于神话原型说、侠起源于某种精神气质说,但都存在着一定缺陷。对以往七种起源说逐一加以批判,对于进一步厘清侠的起源问题,深化侠文化研究,意义重大。     

唐代咏洛阳诗中关于宗教文化方面的诗篇研究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佛教和道教对洛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留下了很深的宗教文化烙印,唐代以宗教文化为主题的咏洛阳诗也源源不绝。本文以唐代咏洛阳诗为例,探讨佛教和道教文化对唐代社会的影响。     

心底无私天地宽——从语文教材中的两篇课文解读刘禹锡其人

初中语文教材第二册中收录了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两篇作品,一篇是散文《陋室铭》,另一篇是七律诗《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这两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真实的再现了作者当年的处境,表现了作者的高尚人格. 中唐文学家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21岁进士及第,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监察御史。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后参加唐顺宗时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扑下,唐顺     

小猪壮壮种红薯

提起小猪壮壮,动物村庄的小动物们都会说:“嗐!那是个能吃能睡、不爱劳动的懒家伙、笨家伙!”小猪壮壮对这种说法很不服气:“哼!都说我们猪好吃懒做,我偏要种出点好吃的让你们瞧瞧。”小猪壮壮拿起小锄头,到田里种下了几株红薯。他常常给红薯苗浇水、松土、施肥。那红薯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成了绿绿的、长长的红薯秧。壮壮看着长满绿叶儿的红薯秧,摸摸自己的长嘴巴,心里美滋滋的。他想:“等红薯秧上挂满大块红薯的时候,动物村庄的小动物们     

也说“扬一益二”

“扬一益二”说起于中晚唐,多种史籍及近人论著对此均有阐释。但大多史论或对此说存在的时间说明不清楚,或对此说指代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意义交代不准确,造成后人的一些歧我。本文详校诸史,以为“扬一益二”是一种带有文化生活意义的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现象。“扬一益二”时期唐代的政治,军事重心仍在长安和洛阳。     

唐孟珏墓志考论

洛阳新近出土晚唐孟珏墓志详细记载了孟珏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诸情况,可补传世文献之阙,为唐代相关研究提供新资料。结合其家族墓志又反映出晚唐墓志撰书的至亲化特征。     

襄阳岘山羊叔子置酒处辨正

襄阳岘山因西晋名臣羊祜登临置酒而著名.唐代,吴从政提出把襄阳西南诸山中的岘山、紫盖山、万山归为“三岘”的说法,使岘山又有了“岘首山”的别称,,“岘首”一名,继承了岘山的全部史迹尤其是“羊祜置酒处”的历史内涵,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与“岘山”并行于世.但到了明代,“岘首岘山,本为一山”的正确概念逐渐模糊,以致发生汪道昆移亭、祠于岘石处的事件,把岘石处当做“岘山”,并极大地影响了襄阳民间关于岘山的认知,事实上造成了岘山、岘首分离的状况.清代至建国后,襄阳本地文史学者对岘山的概念界定逐步走向模糊以至谬误,以至广受学界质疑.本文试图在分析史书、志书、游记等文献的基础上,对“岘山”、“岘首山”的分离以至混淆的源流予以梳理,对其由历史上到今天的乱象予以辩正.     

唐代墓志中“举大事”考辨

以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幢记》中的“举大事”为引子,结合唐代墓志中的其它语料,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梳理出“举大事”的词义演变过程,得出“举大事”有“定葬”义,并揭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     

汉熹平石经历代变迁考

汉石经又称熹平石经,刊成后曾被董卓之乱及永嘉之乱战火殃及,冯熙、常伯夫任职洛州期间又将其毁弃分用,此后曾被委于榛莽;复经由洛阳迁至邺,又由邺迁回洛阳,再由洛阳移至长安三次搬动。黄初补其缺坏,北魏崔光曾修复之议,北齐时又被施列学馆,然至唐魏征收集时,石经已十不存一。唐宋时期曾有少量残石出土,民国时期数百方残石出土后散于公私之手,而建国后发掘和征集的残石近千块。     

唐李适之墓志疏证

洛阳新出土唐代李适之墓志铭完整记载了李适之的仕途变迁,对其婚姻、生平事迹及相关记载也可补传世文献,体现了出土石刻史料的证史、纠史、补史之功。     

从宴会诗序看唐诗创作趋向的转变

宴会诗序大致分为朝享宴会、文人游乐宴会、群聚赋诗宴会、家宴、赠别宴会五类。记录了应制唱和、群聚赋诗、节日游乐、离别送行等真切场景,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鲜明地展现出唐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既有规模宏大的应制唱和,也有追寻魏晋风流的集体创作,既是时代风向的鲜明标记,也属独抒性灵的感性空间,更是人生感慨的真切流露。唐代宴会诗序是诗人性情的晴雨表,也是时代兴衰起伏的风向标,鲜明地表现出一代文风的变化：初唐尚丽,盛唐主气,中唐求理。     

唐代赠别习俗及其成因

唐代的赠别习俗,除古今通行的置酒饯行外,还有赠诗文、赠花草卉木、赠日常用品、赠歌乐（以唱歌奏乐为赠）等。以上习俗,有些是历史旧俗的沿袭,有些是唐人的新创,但大多有托物寄意的文化心理内涵,或直接或婉曲地表达对另4者的友谊、称颂或祝愿。     

从《白居易集》看大和初至会昌年间洛下文人士大夫的闲适生活

在唐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初盛唐时期,由于国力强大,士人们往往有着恢弘的胸怀气度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到了中晚唐,社会动荡,唐帝国由盛而衰,唐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人士大夫也随之有了新的特点,怀才不遇的愤懑与生不逢时的感叹便成为中晚唐文士们的主要情结。他们侈于游宴,蓄女乐、设酒筵成为他们乐于事之的社会风尚。     

唐宋寺院的茶筵﹑茶会和茶汤礼

唐代社会饮茶风气盛行,禅宗僧人在其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唐宋时期寺院的饮茶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交际式的"茶筵";二是礼仪式的"茶会"。茶筵起于唐,由文人茶宴转化而来,形式较为自由;茶会盛于宋以后,模仿世俗社会的礼制,有严格的礼仪要求。唐宋时期寺院"茶筵"、"茶会"和"茶汤礼"的沿革演变,反映出唐宋禅宗的世俗化转变已由思想文化而深入到制度文化的层面。     

《麹举墓志》校读

<麴举墓志>录自<考古>一九七八年第三期曾忆丹<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录文收于<唐代墓志汇编>,本文时该志文进行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