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述评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正式成立,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为止,它共存在二十四年零两个多月。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之评价不一,众说纷纭,本文试将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以下简称“国际”)的关系作以粗浅探索,以就教于方家。王明路线的形成是米夫导演的结果     

共产国际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芦沟桥事变。8月13日,又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爆发。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便发表了《关于援助中国抗战的决定》,指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正是世界无产阶级、全体先进人类     

驻共产国际时期的王明思想探析

驻共产国际时期的王明思想是以“左”倾错误思想为指导的，他宣传世界革命“高涨论”，中国革命“高潮论”，系统地阐发了冒险而教条的主张，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但王明在坚持“左”倾思想的同时，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变化，在一些方面也适时地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新见解，对全党调整方针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在统一战线，东北问题以及反对李立三“左”倾思想等方面阐述了一些可取的思想。     

王明军事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吗?

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王明军事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我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是:王明军事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划等号。但笔者觉得,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符,似有商榷的必要。王明军事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它与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军事路线主要包括建军原刚和战略战术原则达两个方面。王明军事路线也主要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在建军问题上,王明军事路线把红军所但负的打仗、     

关于米夫和毛泽东关系的探讨

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毛泽东评价最高、赞扬最多,对中国农村革命据地和革命根据地肯定最早的,是当时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其原因应进行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     

德国国防军与希特勒上台的关系

啤酒馆暴动的失败使希特勒认识到武装暴动的不可行,走上勾结国防军、参加民主选举的道路。希特勒得到国防军的纵容与支持,通过莱比锡事件公开表示了对国防军的好感。为了完全取得国防军的信任,希特勒不惜除掉冲锋队领袖罗姆等人,以保证国防军对纳粹政权的继续支持。兴登堡逝世后,希特勒集总统、总理、军事统帅于一身,称国家元首,以国防军向其一人宣誓效忠宣告第三帝国的诞生。     

王明回国是向毛泽东夺权吗？——抗战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原因之我见

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对于王明这次回国，党史界一般都认为共产国际派王明回来夺毛泽东的权。笔认为夺毛泽东之权说不能成立。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是想帮助中国共产党，使中共不至于在国共合作中迷失政治方向，而导致党的组织瓦解。     

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与迎汪复职运动

“迎汪复职”运动是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新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运动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革命势力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打击他的反动气焰和削弱他的权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陈独秀等人过分看重迎汪复职运动的作用,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作好应付各种突然事变的准备,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忽视了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新形势下,发动工农群众,创建工农武装,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身力量的重要任务。究其实质是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对汪精卫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犯了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     

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

本世纪 2 0年代至 40年代初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 7年南昌起义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历程 ,但就起义本身而言 ,在要不要建立和发展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以谁的名义举行起义以及起义后进军路线等问题上 ,都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和限制。共产国际对起义指导上的失误 ,是造成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述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的关系

<正>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迅速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决定独立自主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纲领.但是,从这时候起,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逐渐“左”转,并逐渐形成一套“左”的理论.这一理论以“三阶段论”和“苏维埃革命方针”为核心内容.这一理论被奉命来华贯彻国际新方针的罗米那兹在从“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二、三个月里.发展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在孙中山敦促下,率领粤军攻占了福建漳州界地,建立了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第一块根据地。刚刚建立的苏俄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就表示了赞扬和支持的态度。苏俄政府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亲自撰写文章,称赞上述事件是“在中国实现苏维埃代表制”(1)。旅居俄国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也在彼得格勒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赞扬     

再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直接葬送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陈独秀的这种错误除部分根源于他自身的错误理论和认识外，更主要的还是根源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右倾思想、方针和政策。另外，共产国际实行集中领导的制度也直接促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关系再认识

中共五大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暂时的国共合作中举起独立的革命旗帜,而不是在保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下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然而中共五大却力图在保持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下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夺取对革命的领导权.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来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既想保持国共合作又指示中共为夺取领导权而斗争,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共五大一事无成的教训表明,独立自主是正确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     

抗战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化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表现出异于往昔的新特点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干预功能的下降 ,传统的严格隶属关系发生质变 ;二是中共步出单一的行政命令与盲从执行的窠臼 ,以更加灵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特别是统一战线中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使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纳入成熟的轨道。上述隶属关系的转换 ,无论对共产国际自身抑或中国抗战乃至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共产国际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关系

一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告诉我们,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在中国,共产国际可以与之结成“临时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又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明确指出,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     

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其初衷破灭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段历史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     

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概述

深入开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无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仅同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而且还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     

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的几个问题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新道路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一座极其宏伟的历史丰碑。南昌起义是在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与积极帮助下举行的,但是我国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不齐全,我在此仅对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七月决定”与南昌起义的关系,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与顾问对南昌起义的直接援助等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研究的新动态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际共运史学界和中共党史学界的重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主持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迄今已举行了五次,最近一次是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初在长春市与东北师范大学联合组织的。现在,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分期研究已进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现将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简介如下。 一、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总体评价。 权威人士认为: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可以分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准备时期(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