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创意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草根”。“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这层含义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一些。我们平常说到的一些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一般都可以看作是“草根阶层”。有学者就把非政府组织（也称为非官方组织,即NGO）称作草根性人民组织;另一种含义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比如一些不太受到重视的民间、市民的文化、习俗或活动等等。     

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草根公益组织迅猛发展,成为公益事业的生力军。作为真正的民间组织草根公益组织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领域的建设和发育、政府职能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内外环境制约,草根公益组织整体发展情况不容乐观,亟待理论研究。文章对涉及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于我国环保组织的几组数据

自1978年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走过了从诞生到兴起的阶段。 截止到2008年,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3539家（包括港、澳、台地区）。在现有的组织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1309家;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1382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华机构90家。     

从社会运行角度看我国“草根”民间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北京“农友之家”的个案研究

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对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制度改革还在进行,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社会问题凸现,民间组织的良好发展将会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由于历史体制等原因,我国的民间组织大多都具有政府背景,而本文要讨论的“草根”民间组织是指完全没有政府背景,由下而上建立起来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民间组织目前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以“北京农友之家”为例分析这类民间组织目前的发展困境,如合法性、筹资、人才、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尤其是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提出相应的对策。     

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与中国扶贫开发事业

国际民间组织与中国民间组织合作,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和项目,更重要的是观念、管理经验,这对中国政府的扶贫管理具有拾遗补阙的作用。中国加入WTO后,民间组织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为应对国际民间组织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机遇和挑战,笔者认为政府应为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加强对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事业的研究,逐步建立民间组织支持型机构;处理好国外民间组织进入中国的问题,处理好国外民间组织与我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加强我国民间组织的自身能力建设,逐步与国际接轨。     

文化因素是乡村民间组织转型的重要动因

<正>李熠煜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6期上撰文《文化视野下乡村民间组织转型动因研究》指出,我国乡村民间组织呈现出外生性民间组织发展迅速、内源性民间组织相对萎缩的趋势。中国乡村的民间组织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影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民间组织

新农村建设是在席卷全球的共同治理模式背景下提出的。从理论上看,多中心理论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诉求中,农村组织的缺位使其参与更具迫切性。虽然农村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农村民间组织角色发挥的因素。因此,应该从政府的扶持与支援、农村民间组织自身管理模式的创新入手,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农村民间组织,保障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发挥。     

民间组织评估:机遇与挑战

<正>2007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并于当年组织开展了全国性基金会的评估工作。一些省、市也陆续开展了民间组织评估的实践。毫无疑问,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开展,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变革。无论对于民间组织来说,还是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部门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民间组织制度化:演进逻辑、影响与调适——基于武汉市Q艺术团的实证分析

民间组织制度化是指民间组织在制度环境中规范化和合法化的过程。本文基于对武汉市Q艺术团成长过程的调查研究,发现民间组织在资源交换、合法化需求与精英(即领导者)主导三种逻辑相互作用下逐步实现了制度化。民间组织制度化使其在资源争取、长期稳定发展上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制度化的不断推进,民间组织也面临着依附性增强、自主性退化、体制化严重,自治性受限的危险,因此需要政府明确自身职责范围,采取一定的方式落实服务。民间组织应正视自身社会性身份,以及与政府的行政关系,积极探索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合作,以防止陷入体制附属品(行政化)和僵死的困境中。     

民间组织与村寨治理——以陇川县城子镇上寨坝村为例

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实体存在,近20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股学术热潮,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组织行为学,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但游离于基层、没有登记资格的那部分民间组织并未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该文从上寨坝村民间组织成立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通过对其特征功能的分析和所面临困境的阐释,最后落脚到对村寨治理的思考上,以期更好地丰富民间组织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功能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农村民间组织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系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民间组织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博弈”功能、弥补“农村公共产品”不足的功能、充当农村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合作经济性组织、农村社会服务性组织、农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等三类组织,最后提出了应从法律上、从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上、从完善自身组织上加强农村民间组织能力的建设。     

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党建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正>一、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性社区民间组织是社区参与的重要主体。通过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党建工作,将进一步发挥社区民间组织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繁荣社区公益事业、强     

厦门市举办社会组织评估培训班

<正>厦门市民政局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厦门市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组建第三方评估队伍,成立评估工作专家组,承接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初评工作。3月6日至7日,厦门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和厦门市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培训班,对拟任评估工作专家组的成员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培训。     

农村基层民间组织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分析

从农村基层民间组织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系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基层民间组织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博弈"功能、弥补"农村公共产品"不足的功能、充当农村社会"安全阀"的功能,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合作经济性组织、农村社会服务性组织、农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等三类组织,最后提出了应从法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完善自身组织上加强农村基层民间组织能力的建设。     

福建省开展学术性社会团体等级评估试点

<正>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的精神,增强民间组织服务社会功能,提高民间组织社会公信力,促进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福建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与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决定在省科协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学术性社团中进行评估工作试点。     

试论民间组织发展的障碍与对策——以版权保护协会为例

<正>科学发展观是各行各业全面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对于指导民间组织的各项工作,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科学发展观,本文从分析民间组织存在的一些带普遍性问题入手,探讨民间组织发展的对策。     

网络众意条件下草根NGO影响政府决策路径探析

草根NGO自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以后,逐渐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为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草根NGO如何利用好网络众意这把"双刃剑"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是未来NGO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本文通过分析草根NGO在网络众意条件下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行性,提出了草根NGO通过加强网络监管,改善影响政府决策的外部环境以及不断完善自身,提高内部环境两个措施,希望能够为草根NGO影响政府决策之路径提供帮助。     

农村民间组织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功能的社会学分析

该文从农村民间组织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系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民间组织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博弈"功能、弥补"农村公共产品"不足的功能、充当农村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合作经济性组织、农村社会服务性组织、农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等三类组织,最后提出了应从法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完善自身组织上加强农村民间组织能力的建设。     

国内外民间组织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来自英国的经验在与民政部的几位同志赴英考察学习中,我觉得英国的经验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我们下一步推进民间组织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应该有很好的参考意义。1、民间组织以社会公益为使命在英国,对民间组织一般不用“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这样的概念,使用最多的是“慈善组织”的概念。英国强调民间组织的公益性的一面。通常我们把民间组织分为“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公益性组织比较好理解。互益性组织,比如行业协会是典型的互益性组织,它们面向会员、面向一定社会群体,以行业为边界,主要为同行业的企业家们提供互益…     

中国民间组织的定位——基于“公共领域”理论的思考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定位不明,从而导致其外部管理和内部运作的各种弊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应从两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民间组织。首先,民间组织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其次,民间组织必须保持其相对于政府组织的独立性。民间组织应以非政府性、多样性、非决策性以及其直接来源于社会为目标来继续发展。同时,还要警惕来自于权力和现有体制的压制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