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解读阮籍饱受矛盾和选择之苦的世界

阮籍出身世儒之家，有济世之志，但魏晋禅代之际独特的历史政治背景，使阮籍处于一系列矛盾的漩涡之中，本文具体分析了四组矛盾：“生”与“道”的矛盾，“仕”与“隐”的矛盾，“济世”与“遗世”的矛盾，“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阮籍终生徘徊于矛盾痛苦之中，他的内心世界典型的反映了正始时期知识分子惶惑、悲观的心态。     

玄风清朗:儒道的对话与交融

在先秦两汉的文化传统底色上,儒家孔孟人伦的底蕴和道家老庄自然的哲理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并在"内圣外王"层面达到了二者理论上的契合;同时,魏晋时期逐步成型并发展起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也为儒道的对话即玄学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政治土壤。通过儒道的对话与创造性整合,形成了风靡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思潮———玄学,并催生了"名教"、"自然"的经典命题。魏晋玄学的诞生,清晰地体现出了儒道交融的轨迹。     

士志于道——对郭象“名教即自然”命题的解读

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是对魏晋以来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调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孔子以来"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的传承.     

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     

玄学与隐逸人生

玄学作为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其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深刻影响了魏晋士人的思想观念与人生选择。使魏晋士人的仕途隐逸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张华《鹪鹩赋》与魏晋生存哲学试析

张华《鹪鹩赋》及相关赋作,反映了魏晋士人在乱世背景中的处世智慧。张华因《鹪鹩赋》获誉于当时,但也受讥于后世。"鹪鹩"式处世哲学以入世为基础,以顺应名教为前提,反映了"名教即自然"的实践色彩。"名教即自然"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差缪,是魏晋士人无法真正掌控自己命运的根本原因,也是魏晋生存哲学的深层困境所在。     

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他的诗长于四言,     

竹林名士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人生困境的再反思

魏晋易代之际的竹林名士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口号,并获得了阮籍等其他竹林名士的认同和信奉.但这一口号并未让嵇阮自身真正化解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将他们推入了更深的生命困境之中.对于嵇阮等竹林名士高尚的人格境界,我们不妨由衷地景仰,但反思他们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人生困境,对于后人认识并化解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张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两者的互补和谐,而不是割裂两者的关系甚至将两者的对立冲突永恒化,具有更深刻的启示意义.     

魏晋士人“孝先于忠”思想盛行之原因探究--由《世说新语》中的士人说起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孝经》,“孝”的思想经历了长期的演变,逐渐与“忠”相结合,到汉代“移孝作忠”,孝与忠已经密不可分。魏晋时期,“孝先于忠”思想在继承前代忠孝观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魏晋“以孝治国”的特殊政治背景与政治功用为“孝先于忠”的思想盛行提供了政治土壤,门阀士族政治的兴盛以及名教与自然矛盾的调和也为它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     

晋时社会夹缝下的孝道

封建伦理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发展到了魏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儒佛道之争、名教与传统之争等等社会局势的变迁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有了其与众不同的社会特征：从传统的尊君事亲顺序演变成了事亲为先,尊君为后的特有局面。     

“名教”与“自然”：魏晋士人心态调适“三部曲”

自然主义与人伦主义兼容并包及自由放任与恪守名教的价值二重化，构成魏晋士人文化心态的内在紧张和困惑。因此，如何调适心态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克服名教和道德的异化，便构成魏晋士人心态调适的特殊历程。     

魏晋伤怀悼祭文学中的生命主题

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魏晋,人们的生命十分脆弱,充溢在魏晋诗文中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文学解放思潮影响下,魏晋士子文人对生命进行思考,不同时期的文人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生命出处。建安时期文人用建功立业来使生命得到永恒,正始文人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率性而为寻求精神的解放。     

意识形态问题随想

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复杂性，还是就其独特的社会作用来说，人们都不能忽略或轻视它。随着社会形态的进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对手的不断转换，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对手，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一经问世，就面临封建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威胁，这两个斗争对手是不可低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方面要随时提防封建意识形态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饱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     

王弼形而上哲学的现实关怀——会通“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尝试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决魏晋士人现实生存悲剧性的核心问题,也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王弼在把老庄的“无”提升为更纯粹的本体论基础上,赋予“自然”以超越的境界旨趣,并论述自然与“无”“性”“理”的关系,扩大了道家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的新内涵,使得现实的“名教”有了合理根据,为弥合悲剧意识的魏晋士人诗化人生境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尊重生命:魏晋名士悲凉而孤独的抗争——《陈情表》《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联读

<正>汉末魏晋是中国古代人性觉醒的时代,“人”被发现。曹操说“性不信天命之事”^[1],他三次颁布法令,唯才是举;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嵇康激烈地反对名教。这就打破了汉朝以来笼罩天下的“天人合一”和“三纲六纪”之说。尽管司马晋朝信奉名教,士族代表人物王衍却公开讲自然与名教“将毋同”。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宁愿放荡怪诞,也不想约束自己的性情和欲望来固守礼法名教。这种谈玄任放之风,使人性获得解放,     

嵇康是在与山涛绝交吗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223—262)字叔夜，涟圉銍(今安微省宿县西)人。曾拜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是魏晋易代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其实质就是反对的司马氏集团为篡权夺国而实行的黑暗统治。《与山巨源绝交书》就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虽然它不逾两千字，但因文字简约却     

哲理与诗性:竹林玄学影响下阮籍《咏怀诗》的悖论

鉴于易代之际的政治现实,竹林玄学逐渐否定了正始时期由何晏、王弼等通过即体即用的双向训释建立的契合自然的名教理想,代之以纯粹的不可能实现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逍遥,使其理论陷入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难选择。阮籍《咏怀诗》的主旨、表达方式、抒情特点等同样呈现出选择的悖论。     

试论魏晋之际士人之自然适意观

魏晋之际,有一部分士人,其言语“清淡玄远”,行为“放荡不羁”,思想“放任自流”,气质“粗旷浪漫”,成为一种时尚、风气。在当时“风誉扇于海内”,影响极大,他们“轻时傲世”,“纵情背礼”,起着“乱群惑众”的作用。然而,他们奉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呢?我以为他们奉行的是自然适意的人生观。一、自然无为,乃魏晋之际士人生活之指导思想魏晋之际,不少士人如何晏、王弼以及竹林七贤等人,读老庄,明自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好言老庄之风,他们推崇老庄的“因其固然”①。和“寂静无为”②的思想,并加以发挥,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③的理论,进而提出了以无为为本的思想。“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