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都匀府建置、管辖和职能研究

明代都匀府建于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至明朝灭亡（1644）共存在了150年时间。对其进行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了解明代贵州南部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而且可以深入把握明代中央王朝治理地方的基本方略。     

试论明嘉靖“两省会勘”对木氏土司东拓的影响

明代以来,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而进入滇西北区域,并逐渐占领了永宁府和盐井卫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引发了连年的战争与纷争。1436年开始,明王朝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但一直未对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原因在于历代木氏土司通过多年的“诚心报国”获得了明王朝的信任与支持,使明代木氏土司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政治权利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明朝的角度来看,在土司统治地区,只有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才能行使土司权力,通过这种土司制度使地方与中央朝廷取得有机联系,地方土司正是利用了这种制度向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从女性土司的设置及承袭看明代土司制度——以商胜、奢香、秦良玉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为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推行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明代云南武定土官商胜、贵州水西宣慰奢香、四川石砫土司秦良玉入手,可以看到中央对女性土司设置、承袭及管理情况,亦可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土司的地位、贡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     

《贵州通志·万历志》点校商榷——以“铜仁府”为例

《贵州通志》是明代贵州仅存的七本方志之一,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为宇内唯一,其点校本《贵州通志·万历志》中有不少错误,以"铜仁府"为例,短短11页文字,就有200余处错误。点校本之误主要有错字,增字,脱字,异体字、繁体字未改,底本之误应校未校及标点错误等形式。     

从“为民”到“畏民”

每年我们都可以在报纸的显著位置上读到这样的消息,“政府心系人民,今年又为全市人民做了十件好事”,“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今年准备再为全市人民做十件好事”。然而,十件好事值得夸耀吗？人民政府不为人民做事还能为谁做事呢？这样的报道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它仿佛是在说,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好事,你们该怎样谢我？又仿佛在说,我已经为你们做了不少了,你不要再有什么要求了。又仿佛在说．今年就只能做这些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明代西南土司“应调从征”的军事贡献——以“保靖土司”为个案

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频繁地征调土司参与中央政府的军事战争,表现可谓是战功显赫,不仅维护了明廷政治稳定与国家统一,而且还大大提升了土司战斗力,形成了服务于战争的地方新习俗。这一系列的军事贡献推动了“西南蛮夷”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也推进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     

从“顺昌之战”到“大定之治”——金世宗的人生嬗变与金代顺昌府(颍州)的恢复与重建

金世宗是顺昌之战中金兵主将之一,顺昌之败对其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早年受封葛王到后来登基称帝,金世宗完成了一生的重要转变。在位期间,他力主南北议和、睦邻修好,提倡以德治国、唯才是举,注重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成为一代治世明君。这一时期,顺昌府的经济、文化等也得以恢复与重建。     

从“客家民系”到“客家族群”——客家研究概念之转变

"客家民系"的概念是由罗香林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对客家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族群"的概念进入学术视野后,很快被学者运用到客家研究领域,进而形成了"客家族群"的概念。近年,在客家研究领域,"客家族群"的使用频次已经超过"客家民系"。对"客家民系"与"客家族群"两者进行概念上的辨析,再从田野与历史的视角中寻求学术界接受"客家族群"的理由,并通过这一概念的转变来反观概念变化背后所存在的原因。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之始末——兼论“绝地天通”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始于伏羲氏,终于商代晚期。伏羲至少皞为“民神不杂”时期,少雌世衰为“神民杂糅”时期,颛顼“绝地天通”（禁绝蚩尤下凡）后又恢复“民神不杂”时代。商代晚期武乙前后,天帝开始远离人王,到商周之际中国上古神话时代正式结束。     

守常与变革：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难选择——以明代班军制度的历史命运为个案

守常与变革是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种基本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既定的制度需要不断“变革”，却无法回避“守常”思想的阻挠。明初实行的班军制度本为善政，在明中期以后存在许多问题，也做了不少变革，但受到“守常”思想的影响，该项制度垂而不死，一直延至明朝灭亡。“守常”与“变革”思想的冲突与调整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王朝更替与制度轮回的基本特征。     

从代词到助词——“他”的语法化历程

现代汉语的助词多是由实词语法化而来，助词“他”也不例外，是从代词虚化而来。不仅从共时平面描写和分析“V他NP”结构及其“他”的性质和类别；同时还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代词“他”语法化为助词的轨迹和机制。     

儿童哲学：从“科目”到“方法”

在学校实践中,儿童哲学常常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目或课程呈现的。对于这种“科目化”倾向,儿童哲学的倡导者主要从学习基础、价值基础、课程基础、师资基础等方面进行辩护,但这些辩护也面临着“工具化”、“专门化”、“综合化”、“结构化”方面的困境。要克服这些困境,真正发挥儿童哲学的教育价值,就需要改变这种“科目化”的倾向,将儿童哲学化为尊重儿童、探究观念、深化学科教学乃至重建学校教育的方法。     

“化民成性”“节民以礼”——兼论董仲舒的师德思想

董仲舒认为教育的社会目的是“化民成性”,教育的功用是“节民以礼”。发展教育要“置明师”;教师要“善为师”,要“湛思审微”“闻博知明”;要以身作则,“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其师德思想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从“蒙昧”到“理性”——谈《左传》中的神话

尽管我国没有像希腊的《神谱》《奥德赛》、日本的《古事记》等宏篇巨制的神话作品,但我国远古时代的神话在现代人的心中仍然呈现着一种"永久的魅力",这要归功于散见于各种书籍的神话记载。尽管《左传》中的神话并不集中,但可以反映出中国神话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从评价到语气——兼论“吧”的意义

通过"X了""ad.+X"类词语的虚化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汉语中,存在着从表达评价、判断到表达语气这样一条语法化途径。该途径说明在语法化过程中,词义、句式义、功能义是相互作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语气词"吧"是一个决断行为的标志。     

从“装袋子”民族学到“造袋子”民族学——民族学的中国化之路

本文就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讨论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和特点,指出民族学中国化就是拿来西方民族学理论——运用西方民族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的过程。     

从翻译过程的“合”到翻译成果的“和”——“和合”翻译学始末

和合说起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整体思维。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和合翻译说避免了翻译局部研究引起的纷争,把翻译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有机、动态、开放地融合在一起,使得矛盾不断得到化解,新事物不断得到化生。分析译者在选择原作、意义再生、翻译策略以及译语读者期待四方面的"和合"意识,进一步论证了和合翻译思想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从教“规矩”到引“兴趣”

如果问同学们最怕上什么课，恐怕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学说最怕作文课，程式化枯燥的训练，常使同学们抵触。而学生们正是吸收力强的时候，这种训练无疑压抑了学生的情感，使他们在作文本上无话可说，交上的作文也绝大多数千人一面，毫无新意。在大力提高学生素质的今天，作文课陈腐模式与可憎面孔无疑阻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作文教学的根子应在我们教师的指导上。     

从“中国文化佛教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被"佛教化",隋唐以后,通过强化传统文化根本、文化对话与融合,实现了"佛教文化中国化"。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化",借鉴隋唐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异质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就能实现从"中国文化西方化"到"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转折。在文学理论建设上,也能实现从"中国文论西方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转折,从而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     

当代“审美泛化”的全息结构——从“审美日常生活化”到“日常生活审美化”

当代“审美泛化”已成为了“后现代”的美学特质,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历史趋势都被直接等同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审美泛化”包涵着双重的逆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另一方面则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前者是就“后现代文化”的基本转向而言的,它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主要包括“表层审美化”与“深度审美化”两类;后者则主要是就“后现代艺术”的大致取向来说的,它力图去消抹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但这种趋势在前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那里就已存在。由此观之,当代“审美泛化”的全息图景,便在历史整体性上被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