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以道家的天道观和阴阳家的思想为理论依托,充分吸收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就自己为一代儒学之宗。同时,改造后的新儒学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加强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让儒学一跃而成为正统思想。     

汉代儒学奠基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和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儒学的第一次大变革。这就是西汉时《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把先秦以来的儒家各派以及各家学说,在孔子的名义和《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并用神学的观点给予阐释,从而加工成合于汉朝统治制度需要的新     

韩愈教育思想的儒学基础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儒学思想包括道统观与心性观两个部分,并是其教育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在道统观的基础上,韩愈作《师说》,大力倡导师道尊严;在心性观的基础上,韩愈提出了以教传道、育才兴国、因材施教、兼采众家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主张。     

董仲舒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改造及其意蕴

董仲舒以天人论为形上依据,吸收百家思想,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进行了改造。他的改造突破宗法血缘限制,否定了孔孟的“亲亲”之仁、“敬长”之义,从人我的角度对仁义思想进行区分,把“仁”和人、“义”和我联系起来,提出了“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的仁义法思想,从而赋予“仁”和“义”新的内涵。这一改造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混沌的新儒学－韩愈思想小议

韩愈并非如众多论者所言是儒家的忠褛们徒，其思想是混沌和充满矛盾的，他倡导的儒学，其帝是一种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实用主义新儒学。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神化儒学

汉武帝登位之初是怀疑天命的,也不知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多次征集贤良文学问以治国之道.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天命观及阴阳五行学说,从而使儒学神学化.汉武帝肯定天命、大一统观,部分地吸收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论韩愈对李杜的评价

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对中唐出现扬杜抑李和李杜并贬的抵制。韩愈一贯主张李杜并誉，这是与他的文学主张有关的。元稹的李杜评价只着眼于诗篇体制与辞气声韵，颇有见地。韩愈的李杜评价却具宏观意识，识见非凡，其价值不容低估，与宋人受尊儒世风与独特人才观的限制从而重杜轻李相比，更显得客观与公允。     

论董仲舒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位大师,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又是一位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是其学术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教育实践这几个方面.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不容忽视.     

论韩愈的反佛兴儒及其对儒学南传的贡献

在唐代,由于统治者实行开放的治国方略,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并存的局面。但佛学的思辨性和修行的简便化以及佛教的发展,构成了对儒学发展的挑战。中唐时期的士人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佛学对儒学发展的危害,展开了对佛学的猛烈批判,韩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韩愈本着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儒家思想的卫道者自居,拿起了恢复儒家道统这一批判的武器,对佛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即使为此坐贬,也矢志不渝。他在贬谪期间仍积极传播儒学、力行实践,为捍卫儒学的统治地位以及儒家思想的南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影响

从内、外控两个角度对董仲舒的社会控制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循环论的严谨性、适用性。董仲舒的循环论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控制的模型，其“天人合一”和“大一统”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无论在政治、哲学和教育各方面,他的思想都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混沌的新儒学─—韩愈思想小议

韩愈并非如众多论者所言是儒家的忠实门徒，其思想是混沌和充满矛盾的。他倡导的儒学，其实是一种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实用主义新儒学。     

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个为封建社会奠定了正统思想的儒宗人物来说,董仲舒的出现并非偶然。汉武帝举贤良文学时,他在三次对策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与施政方针,深得武帝赏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又对其政治思想作了某些深化的阐述。这成为我们研究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西汉政权至武帝时,已建立六十余年,经战乱、稳定达到了巩固,各种矛盾也随社会变化而有所变化。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武帝提出的怎样才能实现和维持“百姓和乐,政事宣昭”     

论韩愈的诗学思想

韩愈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重要的诗人.他在时代世风的孕育之中,提出不平则鸣之论,强调诗歌的抒情特质;拈出笔补造化之说,重视诗人的学问才力;尚险求奇,写雄奇光怪的诗境;大胆创新,立务去陈言的法度.韩愈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开一代诗风,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秦汉间的大变局中与时俱进,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常道”,如崇尚道德、仁爱精神、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等,同时也有所“损益”,实现了儒家文化与“汉承秦制”的整合。这为我们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且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和创新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     

论董仲舒对荀子逻辑思想的接受

接受研究就是侧重于研究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意向性选择。董仲舒对荀子的逻辑思想意向性选择主要表现在＂类推＂的认识方法和＂名实＂思想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出两种接受方式：顺接受和逆接受。董仲舒这种接受取向受先秦哲学在汉代的转向以及董仲舒对＂天＂的哲学建构影响。本文从接受学视阈出发,厘析、考辨、梳理他们之间的学说承继关系,论述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创造性的阐释。     

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

本文认为汉儒董仲舒在构建儒学体系时,对墨子思想尤其政治思想作了重要吸取。首先表现在"天志"论上二者几乎同出一辙,他们都承认天有意志;都认为"天志"就是泛爱民众,安乐民众;都强调"天志"是人间君王所不可违抗的。其次表现在政体观上,二者都强调建立君权独尊的大一统政治,并以君权神授论作为大一统论的论证依据;都充分认识到政治大一统与思想大一统的内在关系,主张政治大一统必须思想大一统．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秦汉以后表面上已经中绝的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寄生在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机体中去了。     

孙中山对儒学的改造及其史鉴

中国社会跨入近代史的门槛以来,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与洋务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相继用当时所理解的西学改造传统儒学,企图实现儒学的近代化,从而将中国社会由中古引向近代.其中康有为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影响最大,实际上是现代新儒家之滥觞.为此,反思孙中山对儒学改造的实践及其留给后人的史鉴,将有助于了解当今新儒家所从事的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事业的得失成败与命运.继康有为之后,孙中山对儒学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造:一、宇宙生成论:“生元”与“太极”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作为后来的革命家、政治家,他拥有较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他认为,自然界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宇宙进化已经历了“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孙中山选集》141页;下引只注页码)三个时期.     

论董仲舒思想的辩证法因素

论董仲舒思想的辩证法因素吴神贵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他为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道、名、墨、阴阳等诸家思想，构筑了一个汉代新儒学体系，对于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过去人们往往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只是简单地贴上唯心主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