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抓拍看新闻摄影的真实性

通过分析抓拍对新闻摄影真实性的影响,并对一名合格的新闻摄影记者如何通过抓拍的方式最大限度的实现新闻真实性提出了建议。新闻摄影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我们只能通过技术层面和内容层面两方面以及历史的眼光去努力接近真实、发现真实。     

论新闻经典的建构——以《西行漫记》为例

本文以《西行漫记》为例,从实践操作角度探讨新闻经典的建构问题。具体从两个层面进行思考:第一,它是否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新闻作品?这是成为新闻经典的基础层面;第二,它是否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闻经典?它构成新闻经典的标杆层面,包括新闻作品要具有紧扣时代的主题、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激发人思考的力量,并蕴涵人类永恒精神价值等四方面,最后对斯诺和《西行漫记》新闻经典建构的意义进行了评价。     

活用背景是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

新闻写作必须活用背景。新闻背景指的是产生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它展示了新闻事实的内部因果和外部联系,为解释、烘托新闻,深化主题服务。写好了背景,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新闻,以致于感受到比新闻本身更深层面的东西,使新闻增殖。运用背景突出主体、深化主题,是艺术创造的一条普遍规律,不仅仅是新闻而已。例如,一张照片,上面一位笑盈盈的少女,拿着一把小提琴,如果身后     

以人文视角做新闻

新闻是一种精神产品,新闻传媒更是大众的引导者和教育者。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层面的人,更应关注精神层面的人。以人文视角做新闻,弘扬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格美、人性美,可以引     

重访建设性新闻：概念特征、中西语境与现实意义

从微观层面看,西方建设性新闻需要捋清同其它相似报道形式的区别,确立自己的内在特征;宏观上看,建设性新闻并非西方的专属概念,存在"同一概念,不同表述"的现象。建设性新闻可以在新闻理论、新闻实践和新闻哲学三个层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对我国而言,西方建设新闻除了佐证正面报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能够为正面报道提供创新资源。     

探索一条学者型新闻工作者的道路

历史和新闻是两门不同的学问，又是两门相通的学问。历史是过去的记录，新闻是现在的记录。历史是当时的新闻，新闻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积淀，新闻是历史的瞬间。研究昨天的历史，可以了解今天新闻发生的由来和走势；研究今天的新闻，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延续。所以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以新闻为鉴，可以明因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王羲之的历史观。“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是杜牧的新闻观。前者强调的是要把今天发生的新闻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去认识过去；后者强调…     

社区新闻是对历史的细化

新闻,是在记录历史.大区域、大事件、大人物与小区域、小事件、小人物,在历史层面,大是史,小也是史.     

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

人们一般认为,新闻是＂易碎品＂、＂速朽品＂,失去时效性的新闻如同隔夜饭菜无人问津。而历史一旦盖棺定论就成了＂永久牌＂般认知千古兴替的镜鉴。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说过,历史是当时的新闻,新闻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积淀,新闻是历史的瞬间;研究昨天的历史,可以了解今天新闻发生的由来和走势     

新闻与历史的互动——以《当代贵州》为例

新闻采编工作中,经常会涉及历史与新闻的融合运用。对于党刊的新闻工作者而言,如何在新闻工作中正确认识历史、运用历史、讲好历史故事,是新闻工作者所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新闻与历史的良性互动,可以为宣传报道增色添彩。     

合力制约下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研究

学科发展包含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两个层面,本文从学科发展的这两个层面,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其研究历史进行回顾.     

坚守与创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综述

2019年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与传媒发变革时代的发展交相辉映,涌现出一大批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综观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体现出以下特点:新中国70年、“五四”运动100年,周年性反思特征明显;报刊报人仍是研究重心,报刊阅读史成果涌现;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持续升温;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亮点突出;新闻图史研究继续受到关注;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坚守与创新中,研究的外延不断拓展发展。     

守正创新:202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综述

202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守正创新,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同时各领域展现出新的研究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渐成热点;晚清新闻传播史研究开拓新思路;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扎实推进;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延续周期性反思特点;新闻传播思想史重视观念、语词研究;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著作成果显著;新闻传播史研究范围持...     

The History of Paper and Public Spac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group of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paper and issues of scarcity in the history of newspapers and news media generally. The articles discussed share a concern with the parallels between paper scarcities in newspaper history and spectrum scarcities in broadcast history. This introductory essay comment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scarcity and comments more broadly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bottlenecks in media systems, paying attention both to how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materialities of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how legacy news media in the digital era have encountered a new competitive landscape.     

政治视阈下美国十九世纪党派报纸的报道方式解析

在美国报业史中,党派报纸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主导地位。本论文试图分析美国党派报纸的报道方式,并从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政治的变化导致的政党角色的变化中解析美国的党派报纸如何因政党功能的变化而在报道方式上发生改变。     

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新闻生产研究

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入手,探讨在有关新闻生产的研究中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情况。在同样将新闻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更强调嵌入于更广阔的社会部门和领域的媒介组织的政治和文化因素,认为新闻生产通常存在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受文化认可的传统或制度中,由此说明组织对更广范围的文化规范及来自支配领域的压力的遵从。本文认为,新制度主义范式将制度变量引入了新闻生产的分析中,开拓了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开展的一系列新闻研究,其对关键节点和时序划分等概念的强调,也有助于我们克服对新闻业自身发展的历史做因果直线式的"决定论"的偏向。     

试论文人论政形成的外因

文人论政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除了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西方的新闻思想,通过传教士在华的办报实践和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海外体验,影响了中国的早期报业,并对文人论政的风气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日本报界作为西方新闻思想传播的中介也影响了中国留日报人。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

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经过近 80年的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目前已出现多种不同的教育模式 ,也面临不少现实问题。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现状、经验与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 ,提出借鉴国外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加快新闻教育改革的建议     

美学视野下的名记黄远生

在美学视野下,本文分析了黄远生个人及其新闻思想、通讯写作所体现的价值,并找到其与美学的契合点,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和展示我国报界奇人——黄远生。     

Declaring the Value of Truth

As fake news has become a growing concern since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tention to journalism history offers a useful means for rediscovering strategies for both fighting fake news and shoring up journalism’s commitment to the trut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ruth’s value emerges from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journalism is produced, both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Looking at arguments about fake news published in news reports, columns, letters to editors, and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metropolitan papers between 1891 and 1919, we recover the particular ways journalists came to define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arguing that its emergence as a discursive object offered opportunities for conceiving of and articulating practicable responses across the industry. For contemporary practitioners, scholars, and commentators alike, this means that clearly defin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in ways that are both critical and contextual offer a means for recovering agency in the face of this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