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分析——东部地区吸引FDI对中、西部地区的启示

选取1986-2003年中国东部11省(市)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区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为中、西部地区如何借鉴东部地区吸引FDI的经验来发展经济提供一些参考.     

FDI对西部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FDI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通过对西部现有数据的研究,实证分析了FDI对西部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力图寻求如何利用FDI更好地推动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利用FDI促进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及措施建议。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首先阐述了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关系,然后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不平衡、人力资本贬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三方面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通过建立人才吸引和保留机制、加强人力资本投入等策略,来加速FDI技术溢出的正效应,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全面提升。     

东部援助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状况初探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是困扰中国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为突出的问题。进一步采取对口援助等更为有力的长效机制,对于迅速缓解和逐步消除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西部产业积聚与FDI实证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FDI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对于较落后的西部地区而言,如何吸引FDI意义重大。产业积聚已经成为吸引FDI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最新研究表明,FDI与地区产业积聚具有协同发展效应。通过实证研究产业积聚和西部FDI关系,从而为如何更好利用产业积聚和FDI,发展西部经济提供依据。     

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对策

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发展出发，引用分指标东、中、西部的差异，再结合我国综合经济发展差异动态，分析了东、中、西部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相应的对策。     

法国职业教育对中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启示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本文主要分析法国职业教育的特点,意在从中探求出适合中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对策。     

FDI的区位选择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兼论中国西部地区的对策选择

FDI区位理论的发展脉络与自然、经济、社会、人力、生态、制度等多元要素构成的区位优势集决定了FDI的区位选择。我国FDI的区域分布、投资效率、变动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区域制度变迁与FDI强相关。西部地区可通过提高投资的市场化程度、技术含量、制度创新、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措施有效配置和利用FDI。     

从东西部地区差距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绩效——基于主成份分析法的视角

本文在比较分析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东西部地区六个方面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西部大开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份分析法,经过量化分析,指出市场政策差异、市场容量差异和市场体制差异是目前造成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扩大的主要因素。因此,缩小地区差距应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以市场为切入点,发挥市场机制在东西部地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FDI区位选择新视角——母合优势

全球化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成为国际企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区位选择是FDI的主要内容,从历史上看,一般区位选择的研究源远流长,而对于FDI的区位选择则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为基础,从母合优势这一全新的视角探讨FDI的区位选择,旨在为区位选择提供一个新的战略分析工具,指导FDI的区位选择。     

在华外商不同来源体FDI区位因素比较分析

FDI区位因素分析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本文通过对在华欧洲组、日韩组、港澳台地区组、美国组和其它亚洲组等五个不同来源体的FDI的四年间近二十个因素变量,分别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不同来源体区位变量进行筛选及比较,从集聚因素、市场因素、信息因素、行业因素等变量的演变来分析比较在华不同来源体FDI投资的战略和动机,使我们可以针对不同来源地区企业,恰如其分地调整我们的政策。     

广东省FDI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市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广东省1990-2006年FDI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FDI与城市化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内FDI不是城市化进程的原因,而城市化是FDI流入的原因.因此在采用FDI促进城市化的政策选择上,广东省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完善城市建设有利于FDI的流入.     

FDI溢出效应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影响——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的实证研究

作为吸收FDI最多的行业之一,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受到FDI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本文在计量模型中设置虚拟变量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使用224个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从1999年到2006年FDI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影响以及FDI对三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其他地区的影响的区别.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存在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FDI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在其他要素投入(包括FDI)相同的情况下,产业集群地区的发展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FDI对我国不同所有制经济国内投资的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系统分析FDI在总量上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效应;同时对国内资本按所有制形式的不同进一步划分,较详细地分析了FDI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所产生的效应。实证分析得出：在长期均衡状态下,FDI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而短期内产生挤出效应;对于不同所有制经济而言,在长期均衡状态下,FDI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对个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而短期内,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对个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对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包括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决定因素、经济效应及各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状况等方面，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     

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利用广州市1983—2007年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力资本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使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广州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促进了FDI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但是却没有发现广州市的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进而提出,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在引入FDI时更应慎重考虑。     

我国FDI与服务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的协整检验

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利用我国1985-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数据实证检验了FDI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人均FDI是服务业人均产值的Cranger原因,西部地区人均FDI与服务业人均产值互为Granger原因;且根据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FDI在长期对服务业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短期作用较为显著,其中在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将是利用FDI缩小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的重要突破点.最后从一体化市场体系构建、基础设施建设及统筹服务业区域规划等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FDI技术溢出及其区域创新能力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85-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及其区域创新能力“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创新能力“双门槛效应”;1987年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已进入中等创新能力区域,FDI的流入对这些省份都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但由于还未进入高创新能力区域,这些省份对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这为我国坚持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努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充分发挥FDI对技术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环境约束下我国各地区FDI综合利用效率研究

本文以构造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对环境约束下2008年我国各地区FDI的综合利用效率水平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地区在环境约束下FDI的综合利用效率都低于无环境约束下的综合效率;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FDI的综合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环境污染对三大区域FDI的综合利用效率的影响性质及程度不尽相同;劳动力、FDI和技术投入过多,环境污染指数过高是导致部分地区不能有效利用FDI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