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不能让被害人吃贫穷惹的亏

刑事和解以刑事政策的形式在检察机关普遍适用,但是刑事和解并没有完全按照政策制定者的设计运作.笔者以故意伤害案为例说明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刑事和解的立法必须以实现被害人国家救济基金存在为前提.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现代恢复性司法注重修复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正是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实然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契合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但原有的立法空白使得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新刑事诉讼法辟专章规定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一系列内容,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法依据.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完善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兼顾被害人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兼论刑事和解制度

“复恢性司法”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犯罪处理模式，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刑事和解制度发展已日臻完善。追溯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明晰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的应有之义，文章主张应植根于中国传统调解的司法制度，充分吸收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因素，从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的恢复性司法之维

恢复性司法是应对犯罪的新型模式,复合性正义、人文性关怀和全面性恢复是其核心理念.刑事和解过程体现了对被害人、犯罪人及其余各方与犯罪相关主体全面恢复的重视及对复合正义和人文关怀的追求,与恢复性司法的要求相契合.     

对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随着近年来刑事和解这种新型制度在中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案件以刑事和解的方式来处理,其适用范围从最初的轻伤害案件逐渐向一部分公诉案件扩展,它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本文通过对刑事和解制度及其发展现状、可行性、存在问题的研究,对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困境与出路,对我国刑事和解政策的理性思考

本世纪初我国引入刑事和解政策,并应用于司法实践,至今已近10年。期间,刑事和解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对刑事和解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完善构想。     

刑事和解的程序建构

刑事和解的法律化趋势将我国是否需要构建统一的刑事和解程序问题提上了日程。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程序规则方面的缺失虽有其历史、价值等方面的原因,但弊端显而易见。我国刑事和解的国家司法属性决定了构建统一的刑事和解程序对于制约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私权利极其必要。目前我国各地的刑事和解程序已具备基本雏形,但在和解的适用阶段、和解协议的达成方式、调解主体的担任、和解协议履行的具体时间、和解案件的处理方式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并在律师参与和解程序、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如何保障当事人权利等问题上缺乏相应的规定。构建统一的和解程序必须从统一和解适用阶段、赋予并保障当事人在和解程序中的权利以及明确和解协议效力等方面入手。     

刑事和解的实证分析与制度设计

在刑事和解立法构建的基础上,以创新检察工作机制为动力,减少社会对立面,构建和谐司法为目标,对我市开展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制度设计,使检察工作更好地服务大局,为重庆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论刑事和解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和解的规定,其中隐含着刑事和解权及调解义务的概念。刑事和解权具有与其他权利不同的明显特征,极具特殊性。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权适用范围的规定,存在前提不统一、逻辑不一致、适用不平等、违反司法认知规律等严重问题,需要进行反思。在刑事和解权适用模式问题上,应该坚持以“调解义务”为中心,确立公权方的调解附随义务,确保公权方以相对积极的姿态促进刑事和解权的实现。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在现阶段司法改革中,被害人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很难得到保障,这成为司法改革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现已有一些省市借鉴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希望对司法实践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刑事和解协议中加害人赔偿的多元性

在刑事和解协议中应提倡多元化的赔偿内容。建构多元化赔偿的价值依据包括：实现公平、维护公共利益、尊重意思自治。在现实中,发展多元化赔偿应结合履行赔偿历时性长、司法资源投入量大等制约性因素,探求促进多元化赔偿的制度设计。     

论协商性司法中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性司法的形式恢复原有社会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属于协商性司法程序,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刑事和解是合作性的,它不仅保护了被害人权益,使其在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和补偿中得到慰藉,还有利于矫正犯罪,使主观过错不大的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刑事和解的内在观念与我国法律观念、刑事诉讼模式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存在较大的冲突,这些都是阻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因素。只有充分考虑阻碍因素,才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把握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全貌,这是构建可行的刑事和解模式不可缺少的前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困境与路径

在适用条件及适用后果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存在一定的交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铺开,公诉案件刑事和解面临着适用范围狭隘,从宽幅度小以及被害人主体地位虚化的现实困境。认识并解决这些困境,应顺应认罪人罚从宽的制度背景,从宏观高度重新厘清制度定位,扩大和解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害人明确的量刑建议权。     

恢复性司法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和解之审视

刑事和解制度(程序)自2012年以来已正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其运行效果并不好。我们应当对其展开深入审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正确认识、界定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程序)的内涵与外延。在本文,我们的考察视角不是直接界定,而是通过将其放置在西方恢复性司法视野下审视,以获得两者之内在区别,进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两者间的区别与联系间接规定了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程序)的运行边界。     

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已久,而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真正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法律中予以确立是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完成的。本文将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问题、解决方式三个方面就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阐述,以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即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为出发点,探求完善该项制度的方式。     

刑事和解的伦理维度

刑事和解是一种借助私人、民间和社会力量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其赖以建立的伦理基础是复合正义;它具有保护加害人、被害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多重伦理价值;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可能阻碍刑罚目的的实现,挑战法律的平等原则,滋生司法腐败的道德风险;为了避免刑事和解道德风险的发生,必须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防范制度.     

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和解撤案制度

2012年的刑诉法修正案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的规定,分析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享有撤案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侦查阶段公安机关适用和解撤案的程序及监督制度进行探讨。     

论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障碍

我国的当务之急不是盲目引进刑事和解制度，而是对本国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对本国的民众进行法治精神的教育，对本国的硬件环境从根本上进行改良，这样才能使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得以真正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对于一国经济状况、法律环境、司法现状、民众法律传统都有独特要求，不可冒然跟风引进。     

被害人保护与刑事和解制度

近年来,由于在刑事诉讼领域“被害人被重新发现”,使得被害人得以获得其应有的诉讼地位。而充分考虑被害人利益的刑事和解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刑事契约,是对刑法契约观念的强调和补充。刑事和解制度能够缓解社会冲突,增进社会和谐,同时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以被害人为中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将极大促进中国刑事法实现从观念到体制的重大革新。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模式及可行性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刑事司法制度,各地对这一制度的适用尚处于摸索阶段,但这一适应社会需要,使加害方、被害方、社会三方共赢的司法制度正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本文将从刑事和解的三种模式入手,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