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政府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兼议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

以2010-2014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如何作用于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股权治理机制能否对高管防御效应产生治理效果。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高管持股比例适中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高管持股过高或过低时会产生管理防御效应,从而抑制了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3)股权制衡度和基金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抑制管理防御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强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     

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利益趋同效应还是管理防御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08—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研发投资战略,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具有利益趋同效应,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管理防御效应;股权性质微弱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制衡度微弱正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关系.因此,适度的高管持股比例及制约大股东控制的影响将有利于公司加大研发投资     

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

选取2012—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高管持股和现金流量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企业自由现金流与研发投资正相关。因此,对企业高管进行适当的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但持股比例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会产生壕沟防守效应,保持充足的自由现金流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类型视角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人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间公告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保证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草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并且市场能够意识到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机理研究

代理理论认为公司债务期限受到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委托关系的影响,但这是否包含了高管薪酬激励的信息呢?本文运用信号发送理论,提出了基于债权人预期的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机理,对我国2008-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的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现金薪酬对债务期限的影响呈倒U型,股权激励计划和股票增持有利于提高债务期限,但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却是消极的,验证了研究假设。最后就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债权人对公司信用评估以及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

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力。为了寻找提高企业创新的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有效管理与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文中旨在探究其中联系,从根源上找到企业创新思路。文中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研究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削弱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中将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研发投资的3项因素整合到同一研究结构中,不仅探究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而且检验得出机构投资者的替代效应。     

高管激励、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

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和选择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需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将对公司治理及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薪酬、股权和晋升三方面考察高管激励对公司治理及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单方面考虑高管激励机制对公司治理及绩效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纳入到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使三种激励效应之间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司治理的战略决策和实施过程.     

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以2007—2018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高管和研发人员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方案对公司研究开发以及研究人员数量均无显著影响;研究开发人员股权激励方案对研究开发和研究人员数量均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对做出直接贡献的研发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可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企业创新价值。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能否抑制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针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研究,基于前景理论进行分析,当CEO和关键高管的薪酬高于团队其它成员时,遵照确定效应理论,CEO倾向于重视既得利益而规避风险。同时基于异质性理论,能力强的管理者具有风险承担能力,可以调节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2012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负相关,管理者能力能够改善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也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风险厌恶行为。本文的研究填补了锦标赛理论的缺陷,丰富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内容,对上市公司确定高管薪酬制定和实施股权激励具有指导意义。     

CEO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薪酬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薪酬结构的视角,选择2009—2017年对CEO实施了股权激励且在有效期内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CEO股权激励强度(股权激励占薪酬总额的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CEO权力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CEO股权激励强度总体上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然而此影响仅存在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方式当中,对于股票期权而言则并不显著;②CEO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研发投资抑制效应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发现表明相对于低强度的保障型股权激励计划而言,高强度的绩效型股权激励计划更不利于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开展,这一结论对中国上市公司制定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治晋升、管理者权力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

国有企业高管具备“经理人”“政治人”双重身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探讨国有企业创新投资问题,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不容忽视.文章利用2007—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数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国有企业政治晋升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从管理者权力的视角分析不同管理者权力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晋升对创新投资有抑制作用,并且管理者权力越大时,这种抑制作用越明显.     

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

以200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权力角度考察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管理者权力和国有性质均弱化了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权力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抑制作用更强。     

基于权力视角的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形成原因及其激励效应

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作用以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引入管理层权力理论后发现,高管人员能够利用其所拥有的权力对其薪酬设定施加影响,进而可以推断高管团队成员管理层权力分布的不均衡和相互博弈导致高管团队薪酬差距难以服从最优原则,这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产生影响。     

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广东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研究

以广东战略性新兴企业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数据研究管理者薪酬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持股却并非如此,这与高管持股整体偏低以及企业股权激励机制不健全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绩效不佳时,高管薪酬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业绩欠佳时企业更关心的是生存而不是由研发创新推动的发展。最后指出企业做大与做强之间的矛盾。     

经理自主权、高管报酬差距与公司业绩

以权力决定理论(Managerial power approach)为依据,引入经理自主权变量研究高管报酬差距的决定机制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200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曲线估计、多元回归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有:①经理自主权对高管报酬差距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效应,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其中,促进效应的存在是因为低自主权经理的权威与利益需求占主导位置,且更强调提高报酬差距促进高管竞争;而抑制效应的出现则是因为高自主权经理更强调不公平感对高管人员的负向影响,倾向于降低高管报酬差距促进合作与满意。②较大的高管报酬差距能够促进高管层对经理的内部监督,约束经理不正当使用自主权,从而促进经理自主权对公司业绩的正效应。     

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分析

采用2006年至2010年的深沪6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量化指标,研究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专利的授权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层拥有股权激励的比例越大,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其中制造业公司的创新能力强于非制造业公司;不同股权激励的类型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对高管层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优于实施高管层股票期权激励的公司。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3年沪深两市12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高管激励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以及从不同类别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验证高管激励调节作用大小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2高管的教育水平越高,企业与研发投入就越多;3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上起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高管股权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明显大于其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虽然不明显,但是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也略高于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