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内外——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功能探析

明清时期,地方儒学教师承担了许多教师职业以外的其他工作,他们除了承担为各级政府培养合格的官僚后备力量这一基本职责外,还广泛地参与到各级政府的各种行政事务中,并发挥着对普通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等多种职能。对明清地方儒学教师的功能进行探入探讨,是分析其职业属性及社会地位的基础。     

明清祭厉与城隍行宫的建置

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的大量出现,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城隍俗信发展的重要表现。它们大多建置殿宇,有定期的俗信活动,是官民参与、城乡民众重视的城隍俗信场所。其大多地处郊野,类似于村镇城隍庙。经由祭祀乡厉,有可能在乡间建起所谓城隍行宫即村镇城隍庙。但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主要不是通过所在州县城隍的下乡实现的。     

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教育支出行为研究

通过对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梳理,本文探讨了财政分权改革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行为问题。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体制导致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存在"重物轻教"、"重城轻乡"、"重物轻师"等行为偏差,此种状况对教育公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均带来不利影响。改革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完善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民众广泛参与的机制,有助于增强地方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规范政府教育支出行为,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从传统到现代：地方水资源治理中政府与民众关系研究

政府与民众在地方水资源治理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是中国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理解政府治理变迁的关键切入点。明清以来,中国地方社会围绕“治水”形成了政府督导下的以地方社会为主的“官督民办”模式,而现代的“河长制”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官督官办＋民办”的模式。虽然现代的“河长制”延续了地方水资源治理的传统并进行了适应现今体制的调适,而在治水的激励方面,“环保一票否决”指标也冲淡和平衡了以往的激励机制,并且现代的地方治水通过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但“河长制”下的民众对于水污染治理的参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协作,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都是在纵向行政发包制的拉动下实现的,缺乏相对主动的参与意识。因而,如何吸纳传统治水中地方社会主动参与的要素,推动地方政府与当地精英、污染企业和民众的协作治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清代乡地职役人员问题考辨

清代乡地人员的设置大致分为"基层"与"地方"二级,村、庄等自然聚落一般设一人或数人,"地方"一级或为"独任制",或为"合任制"。乡地人员应充须具备"家道殷实"等条件。充任"地方"需要经地方推举、官府传验、批准等程序;基层乡地人员应充的基本形式为轮充、推选和"地方"选派,此外还存在代理、私授、朋充、霸充、差役点充和绅士指定等非常规形式。州县官府通过建立担保、点卯、请假、退役、失职和违法惩处等制度对乡地人员进行管理。乡地人员作为"职役",一方面相对于普通民人是一个权力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官府视为较普通民人还要卑贱的奴仆。在乡村社会中,乡地人员有时充当"领袖"角色,办理本地"自治"性事务,承担一些重要社会职能。清代乡村社会结构复杂,官府与乡村、士绅与普通乡民以及其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乡地人员往往会陷入这些矛盾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官府"要将自己的统治机制深入乡村社会,但为了节省行政成本而不肯设立理性化的基层政府组织,为了保证"官治"的权威而不肯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制度,因此只能借助私人势力、社会势力来履行公权。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导致整个统治机制的腐化和经济社会的危机。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探析

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教育形式,其利用乡规民约的力量而为民众建立了制度支撑,担当起社会教化的重任。明清乡规民约教化活动,以地方威望之士为教化主体,根据各地实情而制定了内涵丰富的教育内容,既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的协同之责,又发挥着易风正俗、劝善除恶的教化之任,对明清基层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国时期乡村学校与村政现代化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封建国家权利无法触及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基层,乡村社会为地方士绅所控制。民国时期现代学校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得以凸显,学校作为现代国家的组织机构更深地嵌入到乡村民众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成为联系乡村与政府的重要媒介,深入探讨民国时期乡村学校与乡村政权的关系,必能更加清晰展现近代乡土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重构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努力与成效

建国初期,中共对重构乡村权力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及政策,要求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依照政府政策法令和法律制度去根本改造旧的乡村权力结构、废除保甲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建立以贫雇农为骨干的新型乡村权力结构。四川乡村权力重构经历了从暂时利用原乡保人员维持原状到采取措施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农民协会并发挥基层政权作用、从试点到普遍建立乡政权、健全乡政权工作制度以加强乡政权战斗力的几个阶段,由此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由保甲长、乡绅、袍哥、宗族势力等构成的乡村权力结构解体,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乡村民主政权得以建立起来,进而实现了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根本改造和重新建构。     

晚清时期广东乡村赌博及其治理

赌博是一种社会陋习,一直是困扰传统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一。晚清广东乡村赌馆林立,赌博种类繁多,参赌人员广泛,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对此,地方政府和乡民纷纷采取措施进行预防、治理,也取得了一时的禁赌成效,但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民国时乡赌愈演愈烈,成为地方治理的难题。     

乡约:儒者经世思想的践行——读《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正>乡约作为地方社会组织,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其活动皆与乡村的礼俗教化及社会治安有关,但其性质与功效却随时地人情而异。乡约不仅为历代有志经世儒者所向往,也为近代学者所重视。早在1930年代就有杨开道、梁漱溟等学者进行关注,后来国内外的学者如铃木博之、Kandice Hauf、朱鸿林、常建华、卞利、段自成、曹国庆等从不同的侧面对乡约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少有关于乡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书籍问世。董建辉的《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下简称《明清乡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在全面梳理和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前人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从理论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

近代乡村社会改变的关键是民众认同并逐渐掌握新的现代性经济、政治和文化技能,而诸技能的全面导入、传播对于各种单设机关而言是力所不及的,需要设置综合性组织机构来承担。民众教育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借助行政力量掀起的民众教育运动综合机关,对当时乡村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基层政治、农业生产的近代化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的产物,它更多考虑的是政府偏好和政党意愿,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弊端妨碍了其最大绩效的发挥,最终导致整个民众教育运动走向失败。     

社稷坛与“五色土”

在我国古代,一直存存着“社稷祭祀”的制度,把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称作“社”,把祭祀符物神的地方叫作“稷”。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一直作为明清两代皇家祭祀社稷的场所。从整体构造来说,这个社稷坛是一座三层的方坛,用汉白玉砌成,自下向上逐层收缩。     

乡创特派员：破解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难题的制度探索

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昭示,乡村发展的难题之一,是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梗阻。如何在县域统筹的框架内建立乡村振兴资源流动尤其是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全国各地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其中,江西省浮梁县从2020年起就与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在地化的浮梁乡创学院,尝试建立了“乡创特派员”制度。以“乡创特派员”为主题,以“乡创”和“制度”为关键词,前者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后者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实践表明,从传统乡村到现代乡村,离不开文化和创意引领的转型升级,更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来确保乡村振兴的常态、稳定和可持续。这项已经持续一年多的社会实验和行动研究初步证明,乡创特派员是一项事半功倍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模式。     

明代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关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

宗族具有悠久的生命力,作为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一直存在下来。因此不能否认宗族作为乡村社会运营中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这一点。明清时代的乡村组织里甲、保甲、乡约等也和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对宗族和乡村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充分进行。文章通过分析明隆庆六年(1572)徽州祁门县文堂陈氏所施行的《文堂陈氏乡约家法》,试图发现乡约与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代“乡地”制度考略

清代雍乾以后里甲制度趋于废弛,"乡地"成为各地的主体性乡村职役组织。乡地不同于保甲,是一种职能全面的地域性乡役组织,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其上置各级"地方"。各地乡地组织的生成途径互有不同,有些是出于原有地域性乡役组织的转化,有些是出于里甲组织的地域化演变,有些是伴随里甲制度的废除而创建,有些则长期与里甲组织共存,此外,有些地方的乡地通过编联保甲得到充实,呈现次生形态。乡地组织承担的职能包括催征田赋杂税、摊派征发差徭、报告刑事和治安事件、在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审理中承担各种责任、进行道德教化和调节民事纠纷、办理保甲和统计户口、办理抗灾赈济事务,以及奉官府饬令办理各种临时性事务。清中期以后的乡地制度,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实用主义特征,可以反映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家组织逐渐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趋势。     

清末民国中国乡村义务教育供给的制度分析与启示

清末民国时期义务教育在乡村的推行不力与供给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由于内忧外患等主客观原因,政府缺乏在乡村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的动力和物质基础,不得不把发展乡村义务教育的责任转嫁给民间社会。乡村传统士绅阶层的衰落和分化不仅使原来乡村的教育供给结构遭到破坏,而且导致新式教育的推行成为一种可以赢利的事业,也阻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乡村民众既缺乏接受新式教育的意愿,也缺乏接受新式教育的能力,造成新旧教育的碰撞交锋,新式教育发展缓慢。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清末民国时期乡村义务教育的推行失败,其中的经验教训及体现出的制度设计原理,对当前所进行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对中国城乡一体化问题的反思

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要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农民要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各种发展需要和冲动，“乡村城市化”在部分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的包装之下，在部分地区已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和实际工作者的口头禅。姑且不论这些，我们通过实际考察还会发现“乡村城市化”并不是在合理有序的轨道上运作，许多方面却打下了政府不规则行为的烙印。例如，近10多年来不切实际的城市“升级”，一窝蜂似地整县改市和撤乡建镇，大有通过县、乡改制推动“乡村城市化”的态势。     

李怀印获鹿县乡地制研究述评

李怀印对晚清时期获鹿县乡地制的研究表明,在获鹿县乡村社会内部,普通民众自我管理,集体协作;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上,官府和乡村是互相依靠和合作的;在统治者的治理理念方面,国家不是无力进入乡村,而是无心进入.李怀印获鹿县乡地制研究开创了晚清乡村研究的新模式.     

明清之际粤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乡村旅游中的利益博弈和制度安排——以新乡南太行乡村居民的日常抵抗为例

依据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通过对新乡南太行三个典型乡村居民的日常抵抗进行深入调查分析,认为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漏洞与制度安排失灵,是导致乡村居民在利益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主因所在。为此,应从完善地方性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行和乡村居民参与的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安排,从而避免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不当介入,达到保障乡村居民合法权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