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治通鉴》的编纂体例——《资治通鉴》研究之三

司马迁撰《史记》,首创通史纪传体,百代而下不能易其法。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继《左传》之后,集宋代以前编年体史书体例之大成,创通史编年体,是当时史学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史记》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卓越的贡献。因此,它们的作者被誉为史界“两司马”。本文专谈《通鉴》的编纂体例。     

《后汉纪》的编撰特色及其史学地位

东晋史学家袁宏所撰写的编年体史书《后汉纪》,是在纪传体史书兴起后、编年体史书地位下降的形势下出现的 ,它在结构安排、记时方法、叙事方法、史论的形式到内容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编撰特色 ,从而更加完备了编年体史书的体例和规模 ,使其成为一种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史书体裁 ,为促进汉隋之间编年体史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编年体史书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     

薛应旂《宪章录》史料价值初探

《宪章录》是明代薛应旂编纂的一部记载本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颇高。在体例上,此书恰当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编纂优点,克服编年体之不足,充分保证全书结构的合理、完备;在内容上,作者注重臧否本朝人物、记载官修文献等,尤其是书中的大量“按语”,是研究薛应旂历史思想的重要史料。     

《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年体异同

众所周知，编年体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史书体裁，历史上较早的史书皆用编年体编著而成。《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代东西方史学的代表之作。二者同为编年体史书，但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对比二者编年体的异同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史学发展的不同。本文着重从纪时、断限和对编年体的完善两方面对比两书编年体的不同。     

鲜于绰《传信录》真伪辨析

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鲜于绰《传信录》是记载“元丰后期廷政事得失，人物贤否”的一部史书，而杭州大学（信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所藏题为鲜于绰所撰的《皇朝中兴传信录》则是记载南宋绍兴初年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本文通过对鲜于绰生平的考订，对历代《传信录》引用，著录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一书内容，引书的分析，断定《传信录》与《皇朝中兴传信录》无论从体例看，还是从内容看都是两本不同的著述，《传信录》确有其书，今已失传。鲜于绰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撰写南宋时期的历史，现在传世的《皇朝中兴传信录》不是鲜于氏的原著，纯系后人伪作，本文还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与《三朝北盟会编》相关卷次进行比较，认为《皇朝中兴传信录》全篇抄自《三朝北盟会编》，而且抄袭手段十分掘劣，所抄内容也没有围绕着某一中心问题展开，抄袭者不过偶然将它们凑在一起，草草成书，论文最后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与《三朝北盟会编》传世诸版本进行对比，发现其内容与《四库全书》本最为接近，由此推测它 可能是清人伪作，而假托从《永乐大典》辑出。     

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发展概况探析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编年体史书《春秋》诞生。战国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史学,体现为编年体史书的日益完备和史学领域的拓宽。     

话说“春秋”

“春秋”是一个常用的词。你知道吗?它的含义是丰富多彩的。它可用来代指时间,指整个一年。例:蝼蛄不知春秋。弹指间便是十个春秋。它用以指人的年岁。例:春秋方盛(正当壮年)。春秋鼎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它特指孔子编修的一部史书,即《春秋》例:《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指编年体史书,或用作历史掌故著作的名称。例:《左氏春秋》(又名《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左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是属编年体的史书,是     

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古代史学是因中国传统史学的传入而产生的,中国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唐代,已有多种体裁的史籍传入日本,而日本选择了编年史作为其"国史"的编纂方式,公元720年修成的《日本书纪》在日本史学发展和政治文化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天皇朝廷、幕府、私家等不同的主体,都撰修了编年体史书。江户时代修成的《本朝通鉴》,是一部仿照《资治通鉴》的日本通史。《春秋》、《资治通鉴纲目》对日本的影响不止于史学领域,其中的"尊王"观念,成为推翻幕府、拥护明治天皇集权的舆论工具。考察中国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汉文史籍所载铁勒专传和专条的辨析

汉文文献中关于铁勒族的记载是研究铁勒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隋书》最早为铁勒立传,是研究铁勒史的基本史料。《隋书》之后编纂的有些史书在记述有关铁勒族的事迹时,以《隋书·铁勒传》作为蓝本,辗转抄录,没有补充新内容,所以只能作为第二手史料。但有些史书在参考《隋书·铁勒传》的基础上,增补前史所无的新资料,充实新内容,史料价值较高。     

古代史书体例

1、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年代)记述史事的体例称为编年体。如《左传》就是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2、纪传体记载人物传记反映历史事件的体例称为纪传体。如《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3、纪事本末体以重大史事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反映史实的体例称为纪事本末体。     

日本江户后期寺子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幕府末期的基础教育形式——寺子屋是民众教育的特殊形式。它的产生与发展在日本教育史和日本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明治维新和当代日本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寺子屋以特有的形式进行系统的知识和道德教育 ,它事实上是明治维新后小学教育的基础 ,为明治维新的实现和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同时奠定了当代日本人的文化根基。     

从天皇制的发展管窥“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

天皇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日本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直到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近代天皇制是天皇制发展的顶峰.文章通过梳理日本天皇制的产生及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如何得以继续生存和保留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而管窥“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     

《日本杂事诗》的中国文学书写——从日本学界的黄遵宪研究说起

日本学术界对黄遵宪的研究,着重于从其著作探讨明治时期的方方面面,国内的研究也多倾向于其与日本的关系。中日学术界都指出,在诗歌创作上,黄遵宪明显受明治汉诗的影响,而忽略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及传统文化对其杂事诗创作的内在作用。《日本杂事诗》虽是旅日的产物,但黄遵宪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和对乡土文化的深刻体验。使其旅日诗歌不时出现中国风物,传统诗词意象和创作手法则贯穿其中。此外,黄遵宪心怀家国．受杜甫诗史书写精神的影响．其诗多以时局、变法和兵防为内容。而这也是日本杂事诗多书写乡土风物和祖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     

一部研究暧昧邻邦的良史——评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

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汉文学发展史的著作,是考察日本这个暧昧邻邦的一部良史。而所谓良史,主要体现在＂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材料搜集与使用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态度上。《日本汉文学史》做到了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较好的统一,是域外汉籍研究的一部力作。     

古汉语文献在日本平安时代的“豪杰译”——以《今昔物语集·震旦部》的一则故事为考察范例

“豪杰译”通常指日本明治时期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采取的翻译手段。然而从现代翻译理论的角度比较平安时期的《今昔物语集》及其汉语原典,则可以发现,早在平安时代日本就已经形成了对古汉语文献的“豪杰译”模式。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glish Vocabularies and Japanese Vocabularies

<正>Tracing back to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oanwords,which are called as garaigo(外来語)in Japanese,they were firstly appeared in 1859,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was being carried on.The effect of English was from both Britain and America.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time,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dvocated to associate with peopl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for trade and business and intended to Westernize Japan completely.     

论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自我＂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较低的位置。此后虽然出现了对政治小说再评价的动向,但其地位却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立场与观点的不同,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会不同。在＂自我＂文学史观被摈弃的今天,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的思想与人生观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思想以及来自日本的影响。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以明治维新为样板，提出了一整套的变法理论。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通过阅读日文书籍，系统地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但随着对日本的观察、了解日益深入，他发现明治宪政存在着种种弊端，逐渐倾向于英国式的虚君制。进入民国期以后，梁启超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感到失望，批评日本的近代化是“路走歪了”。     

中日文化交流态势的历史演变

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是发生在日本古代和近代历史上以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两次重大改革。大化改新时期,落后的日本多次大规模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先进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日本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的态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欧化成功,落后的清政府多次派遣使臣和大量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近代化经验,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中国积极主动地学习日本的态势。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中日文化交流方向发生逆转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日本女性文学战争记忆中的“满蒙”叙事

明治维新后,日本不断进行对外扩张,推行"大陆政策",期间新造了政治地理名词--"满蒙"。诸多日本女性作家旅行、旅居"满蒙"并以纤细笔触创作了众多相关文学作品。一些作品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丑化中国,渲染"五族协和",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在文艺领域的渗透。同时亦有作品对战争及殖民具有清醒的认识,批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呈现中国人的善良与大爱,并表达了对日本民众战争认知及日本历史教育的忧虑。女性作家战争记忆中的"满蒙"叙事,从一个侧面透视了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与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