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流变与定位再思考

从先秦庄、荀到清代纪昀等人，小说的命名、定义和定位一直是从社会的价值结构和精神文化结构角度进行的，在一种“中心／边缘”、“大道／小道”的文化结构中，小说总是那些与主导性文化话语形式相对立的各种边线性文化话语样式之总称，因而中心文化样式始终是定义与定位小说的基本座标，小说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文化学概念。从宋明以后，在一些评论家和作家那儿，小说在具体使用中更多相称那些虚构性或虚构性程度很高的散体性叙事作品，即在从文化学层面向文体学层面延伸转移，但迄至近代以前，在理论上这种转移都没有完全完成，它的理论定义和定位依然侧重文化学层面。小说在中国古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学领域内的文体概念。使小说成为一种文学文体概念是在近代西方novel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完成的。西方novel与中国古代小说是两种有本质差异的文化话语样式。后人以novel为小说概念的基本涵义来研治中国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观念与本体之间存在着大面积错位，已产生许多弊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劳伦斯小说“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劳伦斯以其睿智思想和敏锐的目光,在其小说文本中不但处处闪烁着西方生态伦理学思想,同时也显现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学术光芒。本文运用生态伦理学理论重新审视劳伦斯小说中蕴涵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揭示其生态伦理学价值。     

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以三为法"叙事模式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叙事上存在着“以三为法”模式，因此，对这一模式进行文化解读和剖析，对其进行定义，并探究其文化成因和审美意义，以便从中探索中国古代小说某些创作规律，揭示其在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古代小说与传统文化的某些关联。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

用历史的眼光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以今例古”“以西律中”不是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而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能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深入认识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算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小说既有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士人小说,也有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通俗小说,还有由近古市民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公民小说。而反映这些小说的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与传统文化

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是一种尝试。文化概念的极其宽泛和广度包容使我们在涉及民族文化时只能大略指出,其表层可以是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里层可以是思想观念、科技文艺,深层则是心理定势、思维模式。在传统文化这一背景上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显然不大可能将传统文化分类后到古代小说批评中去寻找例证,因为这样做不利于古代小说批评本身的探讨。最好是能将文化分类与批评体系结合起来,一一对应,然而这又为历史的具体性所不允许。我们所能做的是从古代小说批评基本的方面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进行文化定位的三个矛盾层面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的定位见仁见智,纷繁庞杂。后世研究者尽可以选取不同角度,寻章摘句,得出不同结论。针对这种情况,以中国大文化视角为切入点,从上位层次文化与下位层次文化、史官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这三个相互纠缠的矛盾层面,探迹寻源,深入析理,就能够认识和掌握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进行文化定位过程中所受的观念上的制约和操作上的失误     

时空错位与秩序重建——“小说”说略

“小说”在中西文化系统绵延发展千余年,各自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作为历史范畴的概念是一种假定性认知方式,中国现代“小说”概念孕育甚早却诞生于清末民初中西“小说”系统的全面撞击对接中。巨大的时空错位使“误读”在所难免,重新检讨“小说”概念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逻辑起点。     

时空错位与秩序重建－－“小说”说略

“小说”在中西文化系统绵延发展千余年,各自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作为历史范畴的概念是一种假定性认识方式,中国现代“小说”概念孕育甚早却诞生于清末民初中西“小说”系统的全面撞击对接中。巨大的时空错位使“误读”在所难免,重新检计“小说”概念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逻辑起点。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是伴随着小说的产生而出现的,但其“理论”的概念及其具体内涵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及其理论的研究上,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更为客观科学意义的角度来说,却有些美中不足。诸如“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问题、古代小说的“劝惩教化”问题以及何为古代小说文体的本干和正宗问题等等,或是批评过于偏激,或是根本就没有触及,致使研究的结果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较为全面的考察和较为客观的分析,提出质疑并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类书与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

章探讨了古代类书与言小说总集编纂之间的关系。古代言小说总集分层分类的编辑方法不是发端干《世说新语》，而是借鉴了类书的编辑经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分层分类”的编排体例和“标题隶事”的编辑方法。由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太过宽泛，小说献资料数量太多，类书按类编排资料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子部小说的虚构空间

在中国古代经史文化谱系中,子部小说因其“小”而被主流文化所轻视,处于“子书之流”的文化边缘性地位,这反而让子部小说获得潜在的虚构空间。但子部小说本身比附经史的价值诉求,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虚构能力,使之无法与现代小说相衔接。     

中国古代文学中“东”与“西”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东”与“西”的描写,既烙印着古代文人对天地宇宙认识的概念意义,也凝铸着中国古代文化建构中的文化心理意义。     

论《红楼梦》的“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是杜贵晨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提出的理论概念，“三复情节”在《红楼梦》中有多方面新鲜别致的运用，不仅发展了传统“三复情节”的叙事技巧，更增强了《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红楼梦》“三复情节”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三复情节”是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当代理论。     

“通俗文学”:概念界说的不确定与判断取向的游移

“通俗文学”概念并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因为其概念语义与实际涵容对象不符;它虽是针对“纯文学”而提出,而事实上要在文学中特别分一些“纯”文学则相当困难。因此,造成了关于“通俗文学”论争的错位——对象确认上的错位和评判价值尺度的错位。中国传统的所谓俗文学实际是指“民间文学”和“市民文学”,有着独特的文化属性,而目前的“通俗文学”则缺乏这种可构成范畴界说的条件,实际是专指流行于书摊的言情、凶杀、武打、侦探之类的小说,其读者文化层次较低。在“通俗文学”概念的使用和有关理论的阐发中,存在着与文学现象的脱节和悖谬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情节小说、情绪小说和性格小说的新概念。     

"和"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有感于高教研究中的"文化"热

“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和”的观念出发 ,古代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文化 ,从而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迥异其趣。在一定程度上 ,“和”的观念造就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 ,也成为阻碍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形态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 ,“和”与中国传统科学发展之间的悖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应有之道。     

文言文的核心价值是“文言”

本文通过辨析“文言文”相关概念,明确“文言”是文言文的特质,其核心是浸润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古代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将两大系统具体化为“实言”“虚言”“形言”和“序言”,从而确定文言文教学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冥婚小说里的复活母题

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其中涉及冥婚的小说亦为数不少。古代冥婚小说主要可分成两大类:“鬼婚型”,即鬼与鬼或鬼与人结婚,以及它的延伸形式“复活型”,即与复活再生的死人结婚。本文将谈谈冥婚小说中的复活母题。从六朝志怪开始,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的长河中复活故事层出不穷,其中有一批是冥婚中的“复活型”小说,即死人复活行为直接与婚姻恋爱有关的小说,现就对这类小说作一分析。一、自身复活这在古代冥婚类小说中有两种     

论宋代小说的雅俗之变及其文化精神

宋代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大关键变局.俗小说的出现及雅俗共融的态势的发展,使宋代小说整体呈现如下三个特征:一是渐趋“言文合一”的独立语体,二是“体用一源”的小说思想,三是题材与读者意识的文化下移和由此带来的文体嬗变.这三方面的新变,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成熟之路,也奠定了明清小说美学思想基础,使宋代小说成为近代小说的源头.     

中学语文古代小说教学刍议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尤其是明清小说,不仅与唐诗、宋词、元曲各领风骚,成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而且超迈前朝,成为广大人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现行统编中学语文教材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小说,其中     

明清小说视域中的海南

明清是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期,也是海南文化鼎盛期。诗文小说《钟情丽集》是明前期海南文教事业大发展的产物。从明代中期开始,海南文化被内地文化“同化”的现象比较显著,其地域特色较少被关注,这在公案小说中有所体现。受交通制约,海南与内陆之间一直存在隔阂,表现在明清志怪小说对海南的描绘,往往掺杂神秘想象和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海南本土作家极少从事小说创作,这与小说的文化属性及海南文人的文化心态有关。